波折生涯

加入同盟会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人格特征

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革命生涯

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3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与蒋争斗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9月13日通电下野，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隐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奸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大，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王亚樵派遣的义士孙凤鸣刺成重伤，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医生断言：汪精卫活不过十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媚日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英、美的宣战。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秘密协定及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4]  得到更多自治权后汪精卫表现得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极尽奴颜婢膝之态。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一副不顾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脸。但是当日本进一步要求其派兵参与太平洋战场时，汪却找借口拒绝了这个要求。

死因疑点

汪精卫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汪精卫曾被王亚樵派遣的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精卫病死。另一说则是汪精卫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精卫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文字作品

《双照楼诗词稿》

《菊》

《被逮口占》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

《自嘲》

《北宫丸上作》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寄感广州之役》

《挫骨扬灰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