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叶名琛，字昆臣，生于1807年12月21日，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叶名琛在少年时就“以诗文鸣一时”。不到18岁，他就考取贡生，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26岁时，他考取进士；38岁时，他就被提升为广东巡抚。咸丰二年（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镇压起义

叶名琛生前叱咤风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变乱纷起的环境中，多少总督、巡抚因不能应付时局而落马，但偏偏叶名琛深得咸丰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这当然与叶名琛深谙做官之道以及在镇压广东地区各种叛乱、起义时干脆利落和心黑手辣有关。

正是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的鲜血铸稳了叶名琛的宝座。叶名琛据此不断地向咸丰帝邀功请赏，而咸丰帝也毫不吝惜地给叶总督加官进爵。咸丰元年，赏加太子少保衔；咸丰二年，叶名琛更是连升三级：先加恩赏给总督衔，再署理两广总督，最后正式升任两广总督；咸丰五年，先是被加封为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后又被封为体仁阁大学士。叶名琛是这一时期中唯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

叶名琛深深明白其中的奥妙和诀窍，正是暴乱者的鲜血使其官运亨通。没有不断的“平暴”业绩，其官位的基础就是悬空的。专注于平暴事业，就等于事业发达。叶名琛几乎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国内事务上。这是叶名琛最理智的选择。至于钦差大臣专办夷务一职，费力而无功。在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之间，叶名琛显然更偏重于总督一职。即使在1856年10月以来广州城不断被英法联军攻击的情况下，叶名琛向咸丰帝奏报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战报。在叶名琛看来，这一连串剿灭土匪的数字，都是化解其仕途危机的法宝。没有了这些“数字”，叶名琛就是一个将被撤职查办的总督。专事剿匪，不仅是叶名琛的功名利禄之所在，而且也符合清朝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他还使用“空城计”，尽量在英法联军面前示以镇定，使其不知底细，企图以之吓跑英法联军：“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但英法联军既不是一触即溃的小股土匪，也不是司马懿，叶名琛最后只落得城破身俘、客死他乡。

入城之争

《清史稿》称：“名琛性木，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於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其间，颇有争议之事是其动用民意，遏止英人进入广州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允许英人五口通商，得派领事于五处，专理商贾事宜。于是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均相继设立领事馆。但是，最先和洋人接触的广州城，却碰到了地方的强烈抵制。史载，当时因广州绅民“平英团” 与英人在三元里决战后，积嫌已深，乃“ 合词请于大府，毋许英人入城”。时耆英为两广总督，不能禁遏，而英人又屡请履行条约，允其入城。耆英既不敢纳又不敢拒，就秘密告诉英人，说粤民鸷悍，请徐图之，期以二年后践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耆英被召入京，徐广缙代为总督。英国人派兵船闯入珠江口内，要求履行耆英的答复。徐总督秘密召集诸乡团练，先后达到十多万人。他们驾着小船围攻英船，明确宣告众怒不可犯。英国人本准备把徐总督滞留为人质，但是，十多万人的齐声呼唤，气势震天，英国人害怕了，不再提入城之事。

此时， 广州地面一派群情激昂，说洋人其实很好控制，有些人甚至提出干脆乘胜断绝与洋人的通商。香港总督文翰照会徐广缙，表示愿重定通商专约。广州方面要求将严禁入城的意思写进约定之中。文翰害怕因此阻碍通商大局，于是同意了这个要求。

整个过程中，叶名琛是二把手， 广东巡抚， 积极参与此事的策划和执行。所以，当他和徐总督一起上疏时，宣宗大悦。诏曰：“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虽略臻安谧，而驭之之法，刚柔未得其平，流弊因而愈出。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一切隐忍待之。昨英酋复申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因封广缙一等子爵，并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后来，徐广缙被调往剿办洪秀全起义。叶名琛于咸丰二年（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就任港督包令重提入城旧事，被叶名琛断然拒绝，包令乃记恨在心。英政府的广东领事巴夏礼也和包令一样，入城不得，便等待时机以扩大在华利益。

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商船利用了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曾经在英属香港登记，以期规避中国官方的检查，干些规则之外的勾当。但是，当中国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登船查禁海盗时，这只船的登记证刚好过期。有三件事情证明中国对此船的检查符合国际法规定。其一，此船只登记证过期（英国议员在下院作证时已经自己证明了这点）。其二，此船并未像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巴夏礼所言悬挂了英国国旗，而只是悬挂了信号旗。所谓中国水师扯下国旗，应该是扯下信号旗。其三，即便英国宣称对此船有管辖权，但是，根据国际法的相关惯例，悬挂国旗的船舶必须与船旗国有真正联系（亚罗号的船主曾是中国人苏亚成，后为苏亚明，而他雇用英国人肯尼迪（Thomas Kennedy）做船长并不能改变此船的物质所有权），船旗国应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的管辖和控制权（ 即仅仅悬挂国旗是不够的）。同时，国际法惯例赋予在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属于某国时，某国可以根据下列情况进行检查（即登临权）：该船从事海盗或贩卖奴隶的行为；无国籍；拒绝展示国旗；虽然悬挂外国国旗，但实际上与军舰国同一国籍；等等。

从澳门运送大米到广州的亚罗号在被检查前，已经被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Josedo Rosario）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澳门当局曾经准备登临船只检查，却被亚罗号逃脱。而当此船到达广州时，梁国定接到报告，此船上的一名海盗梁明太竟然大模大样地以水手的身份出现在亚罗号上。水师们当即上船缉拿全部14名水手。经过肯尼迪的斡旋，梁国定带走12名以资调查。至于中国水手是否扯毁了英国国旗， 据梁国定说，当时并未见该船升起任何国旗。而英国《泰晤士报》的最初报道，也未提及此严重事件。同时，香港的英文报纸也报道说，一艘在案发时停泊在旁的澳门划艇证实并未见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

但是，狡猾的肯尼迪在水师走后，突然升起了米字旗！而巴夏礼则得报后赶往码头， 拿出《虎门条约》， 要求按照规定将人交还。道光二十三年， 即1843 年，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也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除了具体地规定《南京条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 如凡中国人与英国人“ 交涉词讼” “其英人如何科罪人（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馆）照办”，即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方面认为这艘船不是英国船，人也不是英国人，不适用《虎门条约》。巴夏礼极为强横，双方争执中，一个水勇打了巴夏礼一巴掌。

巴夏礼旋即转而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求放人；并在他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压水手，公开道歉。在迅速审讯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查明12人中有粱明太、粱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并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三人将继续审讯；其余9人可以送还。交涉中，叶名琛据理力争，声明亚罗号是中国的船，其港英执照系船主花1000 洋银购买，且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无侮辱国旗之事。得到巴夏礼的禀报后，英国公使包令查出此船的香港执照已经过期两个礼拜；但是，他暗示中国人并不知道，应该向中国人说明此船完全受英国的保护。随后，包令、巴夏礼和英国海军商议（此时他们通知英国海军准备扣押一艘中国官船），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

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叶名琛决定让步，当天他答复可以交换除了海盗的另外10人。次日，巴夏礼坚持原见。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丞许文深亲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馆，但坚决不道歉。

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叶名琛发布告示，称：“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从纯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英国人的蓄意侵略和叶名琛的处理手段，得到马克思的理性评价。马克思在两个月后写了《英中冲突》一文，以社论形式登于1857年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文说：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在西方舆论对叶名琛的一片谴责声中，只有马克思赞扬了叶名琛。他说：“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马克思还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社论中说：“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说，面对英国人的蛮横无礼，“中国官吏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不战不和不守

战争开始后，叶名琛上书咸丰帝，说道：“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可见他是把作战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

事实上叶名琛一方面表现得非常镇定，他“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当英军三艘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叶名琛正在阅看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次日，英军攻占省城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 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 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他的部下却害怕了，说“ 风大，难马射，请早收围”。叶名琛这才退堂，招集各官到督署商议对策，断言十五日无事。

叶名琛的镇定，首先来自他的巫术活动。原来他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占语。其过十五日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而广州城恰恰十四日沦陷。当时民谣曰：“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

但是，另一方面，叶名琛还是作了积极迎战准备的。除了发布告示悬赏杀敌外，他还下令整备团练二万余人。各地民团积极响应，“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同仇敌忾”。民团的骚扰也有一定的效果：其一，他们用装满火药的沙船袭击岸边的英军军营，虽然没有炸死他们，也着实吓唬了这300名士兵。其二，他们沿用赤壁之战的火攻之法，用四只筏子，点燃后漂到英舰旁，造成了英军的混乱。其三，英军的一艘小船，曾经碰触到民团抛掷的火药瓶，烧毁。

广东水师也发动了袭击。比如，他们安放的水雷爆炸，可惜稍稍提前了一些。再有，广东水师的几艘战船曾经炮击两艘英舰达二十分钟。同时，水师船只不停地骚扰英军补给船，并发动对英军驻扎地的火攻。

客死他乡

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俘后被掳到停泊在香港的英舰“无畏号”上。如此高官被俘，英国人倒也没有虐待他。而且总督自始至终也保持了一种凝然的气节。据《香港纪事报》载，军舰上所有军官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他在军舰上生活了48天后，即被解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时人评价叶名琛的，骂者居多。但也有在叶死后写挽联执公允之论的。“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在印度，叶名琛有两首诗阐明自己的心迹。

其一曰：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向戎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其二曰：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茄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诗中所效仿的人物， 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民族气节的名人。一范即北宋范仲淹，不仅心忧天下，而且戍边时也是令敌人胆战心惊之英雄。向戌，宋国的大夫，他在公元前546年发动弭兵运动，亲自劝说晋、楚、齐等13国在宋国首都开会。此次谋求和平的努力，导致其后列国间十多年没有战争，主要大国之间40年没有战争。叶名琛自比向戎，是要说明自己不死而随英人走的目的。其中，苏武的自喻也是此种目的。零丁洋之叹， 以南宋文天祥自喻。高士之粟，说的是商末伯夷、叔齐兄弟俩，周朝灭商后，不食周粟而亡。使臣之槎，是把自己比喻成了求和的使臣，符合以上向戌、苏武的典故。

由此看来， 叶名琛是把自己的被俘当成是可以晋见英国君主的契机；他在被俘之初不自杀，是要留下一条命，向英国君主阐明大中华的和平意愿，并借机去反问英国君主。叶名琛后来对随他而去加尔各答的仆人明确地说明了这层意思。惜乎此种心境， 不为史家和普通民众解，更不为后人重视。叶名琛说：“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继续关注时事新闻，按时作息，清早即要人给他读报（翻译给他听）。这给了他过去所没有的了解西方的机会，从而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某种转变，“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时根本不懂。”后来，他得知晋见英国君王无望后，决定绝食。他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贡献影响

鸦片战争

1849年，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这是在《南京条约》中没有的。叶名琛认为条约一经签署就应该“永远守信”，不应该有什么实质性的更改。于是在叶名琛的指挥下，广州各地组织乡勇，全力以赴做好守城准备，以防英军来袭。英国海军司令柯利尔报告，有成千上万的农村武装进入广州城，形成了“人自守卫，戈矛耀路，锣鼓震天”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英国侵略者改变了过去的炮舰政策，改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叶名琛和当时的总督徐广缙一起伪造了皇帝的诏书，使英国人入城的企图没有实现。广州人民兴高采烈地搭起了六座宏伟的彩牌楼来为叶名琛和徐广缙庆功。道光皇帝也喜出望外，破例将叶名琛加封为男爵，他成为清朝历史上极少数成为男爵的汉人之一。

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叶名琛逮捕了亚罗号上的中国船员。叶名琛依然采取强硬政策拒不接受英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10月14日，英国海军虏去一艘中国水师的官船。21日，英军开始在司令西马糜厘的率领下，乘船攻击珠江两岸的炮台。至此，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前期交锋

叶名琛与英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间谍战。1856年，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统，侦察敢于为英国侵略者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逮捕了七八十人。他还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英国人后来不得不承认从广东他们几乎得不到什么信息。与此同时，叶名琛启用了他多年来经营的谍报系统。在和平时期，叶名琛通过广东夷务总局向英国人占领的香港派出了大量探子。这些探子的公开身份是在香港做贸易的商人，而实际上他们都是叶名琛手下的军人。战争开始后，他们与叶名琛的信息交流更加频繁，每五天就联系一次，给叶名琛提供了大量关于香港的英军部署和调动的情况。叶名琛自得地说：“我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知己知彼使叶名琛在广州作战的初期获得了胜利。

叶名琛以重金鼓舞士气，凡斩英人首级者赏银元三十，务必把英军“根诛尽灭”。他积极采取袭扰战的方式，使英军日夜不得休息，首尾不能相顾。夜晚时他派遣沙船，满载炸药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军。同时，还派出火筏对英舰进行火攻，使英舰不敢靠近岸边，从而减少了白天中国陆军所受到的炮火压制。中国水军还趁大雾垂江炮轰英国舰队长达二十分钟之久。英军司令西马糜厘对叶名琛的战术毫无办法，法军见势不妙借口保卫香港早早地撤出了广州。经过四个月毫无结果的对峙，疲惫的英军不得不放弃进攻广州的意图，开始撤退。

同时，叶名琛对英军的后勤基地香港展开了攻势。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是天然的良港。但是香港严重依赖内地输送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新安县给香港提供大量的供给和服务，叶名琛派新安县士绅陈桂藉负责对香港的行动。陈桂藉召开了全县士绅大会，决定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给，从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直接导致了香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香港很难为在广州作战的英军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此后，叶名琛对香港实施了禁运。陈桂藉派人在通往九龙的交通线上设卡，还组织小型纠察船队保证禁运。禁运使香港几乎成为臭港，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叫苦不迭。

叶名琛还派人突袭香港。1851年1月19日，一队乔装的乡勇，突袭了英军的巡逻队，杀死一名英军军官。这类的突袭行动还很多。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后来更出现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乡勇在面包房里秘密地放进了砒霜，导致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也包括包令的夫人。叶名琛的行动使香港的英国人大为恐慌，大批英国人逃到澳门避祸。1857年7月，包令也因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被英国政府解职。

总之，经过亚罗号事件之后，叶名琛未必意识到了战争的到来，对于战争，叶名琛却也不能说没有准备。他抓紧时间修复了城墙，修复了炮台，重新装备上了大炮，而且还招募了大批的乡勇。也跟当年一样，准备了大批的火船，准备烧敌人的战舰。照例开出了很高的赏格，悬赏英国人的人头。更奇的高招是，花重金派人去香港打探情报，搞绑架、暗杀、小规模的袭击。甚至在香港的面包房里下毒，只是由于砒霜分量下得太大，人们吃下去马上作呕，吐出来了，才没有死人。然而，他的情报却出了大问题，他的探子比下毒的特务还要低能，出了大乌龙。明明克里米亚战争英法战胜了俄国，但他得到的情报却正好相反，是俄国大胜。加上印度士兵的叛乱（这个情报倒是准的），结论是，英国根本没有力量发动战争。所以，英法大军开到之时，广州的防御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兵败被俘

从1856年轰击广州城到1857年包令被解职，叶名琛运用间谍战、贸易战和袭扰战依靠士绅训练的乡勇积极抗击，没有让英国人占到便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叶名琛逐渐陷入不利的地位。叶名琛将胜利的消息上报朝廷后，非但没得到皇帝的嘉奖，朝廷反而申斥他不应轻启战端，要他与英国人谈判。这就使叶名琛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间隙，使英国有机会增援在中国的英军。

贸易禁运在损害英国人利益的同时也给中国贸易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广东许多士绅从事对外贸易，由于实施贸易战关闭海关，大量广东士绅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很难再负担训练和雇用乡勇的开支。因此广州保卫战中的主力——乡勇难以为继。这使叶名琛陷入了无兵可用、没钱可花的窘境，从根本上动摇了叶名琛的阵脚。

1857年10月，额尔金爵士率领援军进驻香港，敌我双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额尔金爵士在听取进攻广州的英军指挥官西马糜厘报告后，深感叶名琛是个很难对付的军事将领。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犹豫着，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最后，他决定要北上避开叶名琛这块难啃的骨头，直接找中国的皇帝。但是就在这时，一艘广州的官船被英军截获，船里大量的官方文件被英军获得。包令从文件中得出结论：叶名琛已经无兵可派没钱可花了，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包令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不顾已经被解职，奔上额尔金的旗舰力劝额尔金改变北上的决定。

这时汉奸出卖了叶名琛，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见势不妙，便同敌人勾结，英军轻易占领广州。叶名琛不离督府，最终被俘。

被囚印度

英军认为，叶名琛在广东经营十多年，旧部无数，影响深远，如果把叶囚禁于大陆附近，不仅广东地方有可能派出营救小队，而且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也可作为内应从旁协助。1858年1月，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谈到了这种顾虑：“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显然，把他送到海峡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其实，英国人在此已经犯了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毛病，以欧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实际上，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被俘之后，不仅没有任何营救或者通过实行交换战俘来搭救叶名琛的行为，反而因为害怕英法联军把叶名琛作为要挟清朝政府的人质而随后罢免了叶的一切职务，并让广东当局通知英方说叶名琛已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无关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同时命令清军不要因顾及叶名琛而延误收复失地的行动：“著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16叶名琛变成了无人拣拾的一堆垃圾。专制王朝帝王的薄情寡义、流氓无赖和视人臣为刍狗的做法可见一斑。最后，叶名琛搭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军舰，上船前命仆人从家中自带干粮。途中虽因海晕呕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坚持不哼一声。从上船一直到抵达印度后，叶名琛一直自命为“海上苏武”，以明不忘祖国之志。

叶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里，常常通过翻译从印度报纸中获取有关中英战争的信息。每当有不利于清朝的战况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因不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英方在叶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铁皮之后，将之运回广东。英法联军在广州建立了傀儡政府。英国人认为“叶名琛无疑是英勇、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要想完满解决如何占领广州这个难题，“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英法联军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并利用一切机会败坏叶名琛的名声。这样也做正中那些通敌者的下怀，因为他们巴不得通过抨击叶名琛来转移人们对他们卖国行径的注意。

人物评价

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史书中的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昏聩的咸丰皇帝的个人态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咸丰帝对叶名琛的评价陡转一百八十度。在新中国建立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叶名琛形象又被刻意丑化歪曲，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作为朝廷能干的大员将，叶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为镇压叛乱的刽子手，叶名琛是令人憎恶痛恨；作为客死他乡有气节和操守的俘虏，叶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叶名琛在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不食异乡粟米绝食而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气节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其次，叶名琛善于内政，尤其长于理财。叶氏的祖先叶文机，深谙医学术理，在武汉开有叶开泰中药店，是当地出名的老字号。这种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叶名琛对商业和钱财的理解，自从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军饷以千万两白银计，这不能不说与叶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关。

再次，叶名琛对内征剿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咸丰元年开始，广东治安陷入混乱，义军蜂起，这是同当时时代背景和沿海地区天地会的传统有关。在咸丰四年广东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了广州城，并最终将洪兵逐出境外，作为总督实际操控局面的叶名琛，他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客观地看，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站在当时最理性的角度，莫过于以外交让步谋求和平，争取时间变法强国。但是即使叶名琛有这般见识，他能做得了主吗？当时有一幅挽联：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对于这样一位功过混沌、史说不清的历史人物，我们真觉得难以下笔。爱国、有气节；精于官场，老练持重；心狠手辣，残忍嗜杀；权倾两广，压制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