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阎揆要（1904—1995）原名阎奎耀，陕西省佳县人。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第三军骑兵团营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陕北清涧起义。曾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任警卫团副团长、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科长、参谋处处长、军政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主要经历

投笔从戎

1904年，阎揆要出生于陕西省佳县刘家山乡阎家峁一个大户人家，爷爷、三位叔父都是有文化的人，他父亲是老大，在县上兴办教育。阎揆要从小受到家庭的良好熏陶，养成了勤奋好学、纯朴坚毅的性格。17岁那年，他就远离家乡，考入陕北的最高学府——榆林中学。“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的宣传逐渐扩展到偏僻的陕北高原。爱国人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为了振兴教育事业，竭力聘请名师讲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也先后来到榆林中学任教。学校还办了图书馆，订阅许多进步书刊，阎揆要经常到图书馆阅读《新青年》等杂志。他从老师和书刊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逐步树立了革命的理想。他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起来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阎揆要中学毕业后，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立志投笔从戎。1924年春，他不顾父母和亲朋的劝说，去北京报考军事学校。到京后，他从国民党高级将领于右任夫人那里，打听到孙中山正在广州黄埔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后通称黄埔军校）。他喜出望外，立即和几名青年南下广州。通过于右任的引荐，经过体格检查和文化考试，阎揆要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学生第三队。

当时的黄埔军校，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起来的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到苏联考察过的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任党代表。不久，周恩来也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5月5日，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阎揆要聆听了孙中山的开学辞：“我们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心情无比激动，决心潜心攻读，刻苦学习，做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

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仿效苏联红军，采取了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使之成为既能指挥作战，又善于做政治工作的革命军官。生长在陕北高原的阎揆要，来到南方广州，克服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等困难，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每次操练或演习回来，总是汗流浃背，衣服都湿透了。和他一块来的8位同学，有几位无法适应这紧张的生活，三个月之后就退学了。

当时广州革命根据地并不安宁。1924年10月，广州商团陈廉伯，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发动武装叛乱，黄埔军校师生奉孙中山之命参加平定叛乱。阎揆要和其他同学一起，斗志昂扬地投入到这场平叛斗争，在广州普济桥一带，向买办商人的武装猛烈还击，很快攻占了全部据点。为黄埔军校首树军威。记者曾经问过阎揆要：“徐向前元帅、陈赓大将……都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的。解放军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尚健在的老将军，可能就是您了吧？”阎老点了点头，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沉思一会接着说：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卓越的军事、政治人才，对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过深远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全国和各省市都建立了黄埔同学会，本着“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志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积极向台湾、港澳和海外的黄埔同学开展工作。期望台湾当局，发扬当年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的精神，以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蓝图，共同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和祖国和平统一，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

第一旗

陕北清涧起义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拉开了党在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序幕，从此武装斗争的烈火便在西北广阔的土地上持续不断地燃烧起来。

1927年10月阎揆要参加清涧起义

提到这次起义，阎老详细地回顾述说了他参加起义的前前后后。他说：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内政治形势到处热气腾腾，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力冲击的革命洪流，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1924年10月，北方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首领张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占领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南北形势遥相呼应，阎揆要当时想到，自己是从北方考入黄埔的，应当回到北方闹革命。于是，他便于1924年11月黄埔军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了北京。起初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当营长，在内蒙地区驻了一殷时间，不久又升任团副。后来，他见到那位团长无所作为，又抽大烟，感到在那里干下去不会有大的作为，不如回到家乡闹革命。

1926年回到家乡之后，阎揆要便由“延安四中”共产党员呼延震东，以共进社的关系作掩护，介绍到井岳秀部第十一旅作兵运工作，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并同时加入共产党。阎揆要在广东黄埔军校时集体加入国民党，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受过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石谦部是陕北军阀井岳秀下面的一个团，当时石是团长，李象九和谢子长均在石团当连长。李象九于1925年冬向中共绥德地委要求派人到石谦部工作，绥德地委先后派李瑞阳、杨璞和杜振庭到李、谢两个连做党的工作。石部还有好几个连队都有共产党的支部，但最好的是李、谢两个连，是石谦团的主力，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很强。另外还有王有才连、雷进才连和康子祥营。

石谦团于1926年编为高双城师的第十一旅。阎揆要去后办了一个干部轮训队并出任队长。轮训队从每连抽调排、班长和优秀分子，进行军政训练。当时，他还经常收到李大钊同志的指示，那些指示是以隐形方式书写在杂志和报纸空白处邮寄的。1927年4月，奉系军阀派兵袭击和封闭了苏联大使馆，反动军阀在报纸止指责李象九连士兵白锡林在陕北组织农民协会，轮训队只办了一期，便被迫中止了训练。“四·一二”事变后，反动军阀井岳秀加紧反共，这时阎揆要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到宜川大南川经营农垦，准备建立一个革命基地。当时石谦还给派了一个班的武装协助。后来，石谦被井岳秀、高双成密谋暗杀，高派康子样代理十一旅旅长。这时，阎揆要便去了三原执行任务，走时将农垦工作交给了李瑞成接管。清涧起义就是以“为石谦报仇，反对井岳秀、高双成”为名，以康子祥调李象九营去宜川换防为发动的时机。1927年10月，谢子长连先由安定调至清涧李象九营部所在地，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的领导下，于12日发动了起义，没收了清涧地主豪绅的一部分财产，把高双成贩卖鸦片商店的资产也没收了，以供革命军费。起义的当夜，队伍即离开清河南下宜川，途中在延川会合了王有才连，在延长收编了一个营并杀了反动的营长齐梅卿。到宜川，在城内的韩子丰、李瑞成、雷进才等连的配合下，很快占领了宜川城。这次起义，由于组织严密，行动迅速，很快就完成了计划，起主要作用的是唐澍同志。但在占领宜川以后，党内产生了意见分歧，在“是否打红旗、是否主动出击进攻延安和干部问题”上，唐澍、谢子长和李象九之间争持不下，唐澍便去西安找省委。李象九乘机把十一旅的旗号打出来编了3个营，谢子长、王有才、李瑞成分别任营长。接着高双成便派部队攻打宜川，李象九主张死守，结果失利，部队撤出宜川，到韩城时就只剩下谢子长营和韩子丰连了。省委因不知起义己失败，又派唐澍、白自强、阎揆要去宜川，准备在宜川整顿部队，并由阎揆要办军事政治学校。当他们走到白水县窑河镇时，得知李象九部守宜川失败已退到韩城，便随即赶到韩城，这时由宜川退出的起义部队仅剩下二三百人，接受了驻韩城杨虎城部后方留守司令王保民的改编，编为独立旅，驻韩城之北西庄镇。李象九任旅长，唐澍任参谋长，在韩城筹办教导队．阎揆要又出任队长。不久，接到省委“必要时打红旗，搞游击战争”的指示，他们便立即准备再次起义，并成立了军委．成员有唐澍、谢子长、白乐亭、史唯然、阎揆要。他们准备起义后，把队伍拉到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因为那个地方党和群众基础较好。举行起义后，部队命名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谢子长分别任正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共100多人，编5个队。

东大门

1928年初，清涧起义失败以后，阎揆要被派到杨虎城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早在1924年，杨虎城由孙中山介绍，参加了改组的国民党。第二年率部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陕北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在榆林结识陕西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魏野畴，在那里接受了新思想，坚决拥护孙中山，创办“三民军官学校”，请魏野畴担任政治部主任，还聘请共产党员任政治教官。杨虎城听说阎揆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就要他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负责训练士兵。1931年以后，阎揆要先后任这个团的营长、团副，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不顾南京政府的反对，积极支持陕西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3月，杨虎城还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不仅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还被撤销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1935年2月，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扩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阎揆要任该旅第九团团长，同年5月，这个团又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他仍任团长。阎揆要领导的这个团，从团副到营、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兵运工作搞得很活跃。1935年年底，汪锋带着毛主席亲笔信来西安，和杨虎城会谈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此期间，南汉宸也派人来西安，向杨虎城提出共同抗日的建议。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经常向他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杨虎城的眼界开阔了。他先后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等问题，与共产党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些协议，第十七路军在富县开办军用合作社，作为双方的交通站和运输站。杨虎城还让阎揆要团在西安留守处设立招待所，作为双方联络人和物资进出的交通站。阎的夫人贺宏志，一直在交通站作地下工作。

1936年10月，蒋介石杀气腾腾地调集30个师的兵力，摆在平汉线南段和陇海线西段，并亲自飞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部队经过抗日教育，都不愿意打内战，他们便以“部队情绪低落”为由，婉言加以抵制。蒋介石到洛阳进行军事部署后，于12月4日再度来到西安，提出两个办法向张、杨“摊牌”：一是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向红军“进剿”；二是张、杨如不愿打内战，立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当时阎揆要团已驻防渭南地区，“西安事变”前夕，他正在西安开会，那几天气氛很紧张，街上贴有“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11日那天，杨虎城对他说：“阎团长，赶快回部队加强防范，特别要注意东面的情况。”他领会杨虎城的意图，当即表示：“杨主任，请放心，我决不会让东面部队入关。”他连夜赶回部队对营连干部进行紧急动员，要求搞好战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

第二天早晨，阎揆要接到西安电话，蒋介石已被张、杨扣留了，陈诚等军政大员也被逮捕起来，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向全团宣布后，大家欣喜若狂。他叙述了这几天西安一万多学生游行的情况后说：“蒋介石反对抗日，逼着我们去‘剿共’张、杨被迫‘逼上梁山’再无路可走了，只得采取断然措施……”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拥护张、杨决策，反对卖国政府。“西安事变”后，阎揆要每天收到西安的情况通报。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几天以后，何应钦即令卫立煌带着13个师向潼关开进，飞机不断在渭南、西安上空侦察，这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到潼关一线严阵以待，阎揆要团驻在杨虎城的家乡蒲城，每天派出小分队侦察，日夜构筑工事，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2月22日，阎揆要从通报中获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6日到达西安后，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先后和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朱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又以张、杨通电的八项主张为基础举行谈判，最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几项诺言”，谈判初步达成协议。蒋介石和陈诚等数十名官员均被释放。当时，团里许多士兵想不通，阎揆要也不甚理解。正在这时，周恩来从西安打来电话，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当时形势，讲解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他说：“如果我们杀了蒋介石，不仅不能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反而会引起混乱局面，这就中了亲日派的诡计，日寇也会乘机吞并中国。”周恩来还对阎揆要说：“你是团长，要向全团士兵进行教育，讲清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的道理。”周副主席的指示，使阎揆要茅塞顿开，受到深刻的教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民党放弃了内战政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国共重新合作的新时期。

协助彭总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阎揆要先后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参谋处长、军政处长等职。1937年8月，阎揆要跟随朱德总司令深入华北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朱老总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及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都给阎揆要以深刻的教育。

1942年6月，阎揆要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参谋长，不久，第二纵队并入冀鲁豫军区，他又担任这个军区的参谋长。在艰苦、激烈的敌后斗争中，阎揆要协助司令员杨得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拔除了敌伪军数十个据点，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清剿”，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蚕食”。

1945年抗战胜利后，阎揆要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48年6月，他出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阎揆要任参谋长。他先后协助彭总组织指挥西府、荔北、陕中、扶眉及兰州等著名战役。

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次战略决战。解放军与青马决战兰州，毛泽东曾在1949年7月6日对《解决大西北的方针》中明确指出：“对青宁二马，应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解决西北问题。”当时彭总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马步芳在兰州决战。8月4日，阎揆要按彭总的作战部署，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任务：即以十九兵团六十四军牵制宁夏马鸿逵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海马步芳军。一野以锐不可挡之势，9天追击1400里，解放16座县城，于8月20日抵达兰州近郊。一野司令部也进到兰州东南的乔家营，阎揆要及时把司令部的情报送交彭总，得悉马步芳的八十二军的3个精锐师分守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三个主阵地。阎揆要对彭总说：“马步芳野心勃勃，气焰嚣张，妄图凭借东、南、北三面环山，中夹黄河的有利地势和抗战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坚守兰州。”彭总说：“我们就希望他在这里决战，如果跑回青海，对解放军今后作战不利，还会迟延解放大西北的时间。“彭总深思了一会说：“我考虑要在这里全歼守敌，一是要夺取兰州主要屏障南山。二是要控制敌人北撤的退路黄河铁桥……。”阎揆要参谋长立即传达彭总的作？命令：十九兵团之六十三军攻打十里山、豆家山，六十五军进攻马家山、古城岭，二兵团之六军攻战营盘岭，四军进攻沈家岭、狗娃山，三军为总预备队。8月21日，一野各部队先以9个团的兵力向敌主要阵地豆家山、古城岭、营盘岭、沈家岭发起试攻。敌人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工事非常坚固，各团多次攻击，都没有获得成功。彭总听了汇报后，立即用电话向各部队指挥员打电话，命令部队停止进攻，认真总结作战经验教训。第二天，阎揆要参谋长陪同彭总深入前沿阵地，用望远镜一面观察敌人布防情况，一面带着自责口气说：我们对敌情摸得不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如何摧毁敌人坚固的工事，前指要开会好好研究一下。8月23日至24日，前指和各部队分头开会，发扬军事民主，针对敌军情况，研究攻击战术。接着，阎揆要参谋长让司令部发出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强调指出：“青马匪军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要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性急。”他要求各部队“进攻时需要仔细侦察，摸清敌情，精密计划，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一个一个山头、房舍、阵地，逐次消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奏效。”

8月22日，野司收到一兵团攻占临夏的电报，阎参谋长急忙送交彭总。彭总看后走到地图前用手一指，一兵团正向西挺进，直捣马步芳的老巢西宁。坐镇兰州的马步芳，得到解放攻占临夏直取青海循化的消息，惊恐万状，于24日急令骑兵第八旅和几个骑兵团调回青海。当天傍晚，这个发誓要“督师南山、抬棺而战”的马步芳，在兰州乘飞机仓皇奔赴西宁，把守备兰州的重任交给他的儿子、陇东兵团司令马继援。

解放军经过三天认真准备，几百门火炮全部进入前沿阵地。全军将士经过战斗动员，斗志昂扬，决心攻克兰州，为解放大西北再立新功。阎参谋长传达了彭总的命令，25日拂晓，各部队向兰州发起总攻。顿时炮声隆隆，震撼了兰州大地，各部队以准确的炮火，轰击敌人前沿工事，继以熟练的爆破技术，炸垮敌人层层外壕，接着各路步兵排除敌人的地雷、铁丝网等重重障碍，迅速冲向敌军阵地，并打垮了顽敌数十次反扑，占领了敌人一些前沿据点。下午5时，阎参谋长传达彭总全线出击的命令，东起马家山，西至狗娃山，长达50公里的南山防线上，解放军向敌发起最后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六十三军攻占了十里山、豆家山，六十五军夺取了马家山、古城岭，六军占领了营盘岭，四军已把红旗插上沈家岭。这时，敌人开始紧缩兵力，退向兰州市区，解放咬住敌人不放，发起连续进攻。午夜，三军奉命配合四军攻占了狗娃山，预伏在七里河地区的七师，投入战斗，攻入市区小西湖。彭总对阎参谋长说：“立即通知他们，赶快抢占黄河铁桥，挡住敌人退路。”七师跑步向西关速进，十九团三营尾追敌人不放，仅用一个小时抢占了黄河铁桥。26日早晨，四军、六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分别从东、南、西三面攻入市区，敌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被解放军一一缴械。上午11时，解放军通过黄河铁桥，攻占城北白塔山，前敌总指挥马继援乘吉普车由庙滩子逃向西宁。至此兰州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共歼灭马步芳精锐部队及保安团队2．7万余人，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阎揆要同志历任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顾问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授予三级八一勋章。1964年12月，被推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8年2月，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还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理事。1988年军委向他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表彰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1990年6月，经军委批准成立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阎揆要同志担任副主任委员。他虽然年事已高，按大军区正职离休以后，位退未敢忘忧国，仍积极参与两个文明的建设，特别关心一野战史的编写工作。阎揆要说：编好一野战史，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对于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继承共产党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部队和后代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都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阎揆要深情地说：“我快90岁了，其他事干不成了，还可为我们的党史军史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教育后代发挥一点余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