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早年经历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县（今四川成都崇州）人。西晋末年，常璩出生于蜀地。江原常氏为为蜀中大族，族人大多研究学艺、擅文文辞、喜爱撰写文章。

公元301年（西晋永宁元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义。当地士族纷纷举家迁往他乡。 常氏以常宽为首，跟随杜弢等人迁徙到荆湘一带。常璩当时年幼，家境贫困，没能迁徙，改为依附青城人范长生。李特死后，其子李雄继续率领农民起义军。

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李雄建立成汉政权，常璩一族受到李雄的安定抚慰。

文学自负

李雄发展农业，又兴起礼乐法度，文章教化。此时蜀地清平安宁 ，年成丰收，赋税微薄。常璩正值壮年，在安定生活中 ，得以大量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以文学渊博自称。

公元333年（成汉玉衡二十三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招还流民。蜀人在交趾、南中、荆湘避乱的，都陆续反还，常宽等人也回归蜀地。此时常璩已四十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

常璩勤勉地学习，多向他人请教，又向归还流民询问流离他乡时的地理状况与所经历的事，记载、撰述丰富。

倾心江左

李期、李寿在位时，常璩为史官。

此后，常璩又撰写《蜀汉书》。李寿与东晋断绝外交，而结好于北方，采录《蜀汉书》并将其送给后赵皇帝石虎，所以北方的文人最先传钞，因此最先流传于北方黄河流域。

李势即位后，常璩升任散骑常侍，因成汉动乱而忿怨。一直信服巴西龚壮言论，向往东晋。

降徙建康

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军至成都，纵火烧成都城的城门。人们十分害怕，意志不复坚定。常璩与中书监王嘏等人劝李势投降。

成汉灭亡后，桓温在蜀地举任贤能，器重常璩以及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等人，授以参军之职，以安抚民心。此后，常璩又依照形势前往东晋都城建康。

晚年亢愤

常璩入晋后，东晋士族重用中原故族，轻视蜀人。此时常璩已年老，又受歧视，便不再在仕途中追求进取，一心专注于史学。常璩便心怀愤怒搜寻旧人的著作，并改写成《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赞誉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悠远，记载描述了诸多中国西南的历史人物，以此抗衡中原、扬越，反抗东晋士族对蜀人的轻藐。因为资料新颖可靠，叙述有条理，文词典雅、庄严，符合古代士流的爱好，所以能够流行，成为千百年来地方志著作的取作准则，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

主要作品

《华阳国志》

《蜀记》

《巴汉记》

《南中志》

《蜀李书》

《益部士女总赞》

注：《蜀记》《巴汉记》《南中志》《蜀李书》《益部士女总赞》均改写为《华阳国志》的一部分。

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为常璩代表作。《华阳国志》凡十二卷，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至四卷，述梁、益、宁三州地理与其古史；第五至九卷，记述公孙述以来的割据蜀地者始末；第十、十一两卷，标榜蜀地的人物，最后以《自序》为一卷，又辑附三州人物目录。全书共约九万字，在当时，可谓地方史一鸿篇巨制。

蜀记

李雄时期，常璩撰写《蜀纪》。此篇初名《蜀记》，曾单行。后来改为《华阳国志》之一篇，称为《蜀志》。《蜀本纪》取材于扬雄《蜀本纪》、应劭《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与扬雄、左思两《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璩自己的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校订正。其他所云司马相如、严君平，阳城子玄等人的《蜀本纪》。

巴汉记

常璩于撰述《蜀记》同时，亦撰写《巴记》，取材于谯周《三巴记》及回到蜀地的荆湘流民传述。后复采用祝龟《汉中志》与郑仅、陈术所写的书，以及东三郡与梓潼郡、阴平郡往事，称为《巴汉记》，到李寿时流传于北方。永和中，收入《华阳国志》，始分为《巴志》与《汉中志》二卷。

南中志

李寿取宁州后，常璩纂述《南中志》。《南中志》成书较晚，取材于杨终《哀牢传》，谯周《南中异物志》，魏完《南中志》等书，另外还大量记述北还流民的传说。后来收入《华阳国志》时，全用《南中志》旧文，未有增改。

蜀李书

汉兴初，常璩取《汉纪》所载公孙述事，像陈寿书一样，将内容分为《纪》《传》两部分，称为《蜀汉书》，正文共九卷，合《自序》共有十卷。因为李势将该书送给石虎，已删除常氏《自序》，改称《蜀李书》，所以北方的文士最先传抄。又名《汉之书》《汉志书》等，后来改写为《华阳国志》一部分。

益部士女总赞

成汉时，常璩撰有《益部士女总赞》一篇。常璩入晋后，将其收入《华阳国志》，并在各个人物下添加小传，改写为为《先贤》《后贤》两篇。

贡献影响

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是一部有影响的历史、地理著作，《 四库全书》入史部载记类，近人则往往将其划入地方志中，并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

该书资料丰富，取材广泛，引据于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谯周、习凿齿、王隐、虞预、干宝等人的作品，内用丰富且简明扼要，对于古代史料，能批判吸收，而非一味盲从滥用。草创始就，即倍受重视。书成之后，就被世人广泛传钞，流行南北。范晔着《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取其文，后来崔鸿着《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亦无不尽量吸收《华阳国志》的成果。 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着录。

我国两千年来，地方史志数量极多，无非流行一时，不久后便毫无价值。惟有《华阳国志》，迄今为止，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该书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代表性强，足以与正史相提并论。

《华阳国志》还是是第一部完整记叙了西南地区的从古到今的历史、地理、人物等内容的方志著作，使后世读者能够全面了解西南地区的风貌。历史学家任乃强认为：“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

《华阳国志》与儒家主张契合，其思想不乏进步性，表达了对贪污之揭发指责，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公道主张之表扬，与夫崇俭德，尚勤劳，奖信义，鄙自私等思想观念，被后人肯定。常璩此书，同时也为为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原的思想、文化交流融合作出巨大贡献。

人物评价

崔鸿：“少好学。”

房玄龄：“蜀之良也。”

刘知己：“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地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