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早年

董辅礽的祖父是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万家桥人。1927年7月26日，

董辅礽出生在宁波市江北区新马路的外婆家。他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0年毕业。

大学生活，对董辅礽影响最大的是“求真读书会”（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团体，

要求读书务必求真）。求真读书会给董辅礽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机会，两位台湾的学生胡连城和陈锦华由于接受日文教育，给董辅礽带来大量的日文版书籍，如《资本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后来又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而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通读了《资本论》，更让他从理论上、科学上找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他的自己话说：“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得不多，更不系统，但终归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学步中的第一步，所以是重要的第一步，也是值得怀念的第一步。”

中年

1953年秋，董辅礽赴苏联国立莫斯科经济学院读研究生。4年后，他的论文《苏联和中国的国民收入》通过答辩，取得了副博士学位。不久，告别莫斯科回国，在武汉大学工作。1959年，董辅礽将留苏学位论文中的前半部分整理成一本名为《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的专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第一本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著作，为他日后成为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

董辅礽在苏联学习期间，有三位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他的明师，这就是苏联经济学家布列也夫、图列茨基和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其中孙冶方更是对董辅礽赏识和提携，这又为董辅礽成为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契机。为了学习和了解苏联的统计工作和国民经济平衡问题，1956年夏天，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孙冶方率统计工作考察团到苏联考察，临时向中国驻苏使馆提出需要配备俄语过关、专业对口的翻译。使馆决定让才华出众的董辅礽和另一学生王积业担当这一任务。董辅礽出色的翻译水平、谦逊的为人给孙冶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孙冶方离开苏联时，对董辅礽说，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希望，因为有你们。代表团回国后，一些成员念念不忘这位勤奋学习的留学生，给他寄去了一些研究材料，为董辅礽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力帮助。1958年上半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B·A·索波里到中国讲授国民经济平衡问题时，孙冶方又指名借调董辅礽到北京工作，由于董辅礽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工作，使孙冶方感到很满意。

1959年2月，孙冶方点名把董辅礽从武汉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专业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的孙冶方把董辅礽作为他的助手，任命他为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组长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坚白）。董辅礽在孙冶方直接领导下工作，同时也参加了孙冶方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诸如“双周座谈会”等。这为董辅礽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迈出了坚实的步子。董辅礽对自己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有很深的感受，他说：“在经济所工作，使我在经济学上得到许多长进。孙冶方同志给了我许多教诲，也为我创造了许多获得长进的机会……。我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同时也参加了他的或他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包括他主持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活动。他的人品和学问都给我以很大教益。”

正因为与孙冶方走得近，使董辅礽在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地被挨批受斗。1964年，孙冶方被错误地戴上一顶“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遭到批判，董辅礽作为孙冶方的得意弟子，也就成为孙冶方的“八大员”干将之一，随后12年之久的时间里陷入了政治运动之中，远离了经济学研究。

晚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董辅礽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创造了条件。

董辅礽曾多次同一些年轻的同志谈过，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地，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成果，产生世界性的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他紧密联系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实际，不断地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应有的、合理的和科学的经济体制的本质和形式进行探索。1978年7月29日，董辅礽在《光明日报》发表《不能用小生产的方法管理社会主义大生产》一文，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在全国率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精辟论点，大胆地提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观点。同年9月，董辅礽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作报告，又发出“改革国家所有制”的“政企分开”和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呐喊。次年1月，他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在《经济研究》中发表，可以说这是一篇关于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经典性论文。

经济理论研究是探索未知，贵在创新。1983年9月，董辅礽写就《价值规律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文，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调节、杠杆和核心”等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基础的根本性观点。

1985年，董辅礽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他与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交谈了半天，在交谈中他们形成了一些共同看法，即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混合经济。1987年，董辅礽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又写到：“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相结合的经济。”此后，董辅礽以此为基础拓展出一系列的新颖思想。他提出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曾多次以“八宝饭”作为比喻，认为“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要成份，此外，有红枣、莲子等成份。社会主义经济就像一盘“八宝饭”，没有公有制经济固然不成其社会主义经济，但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同样不成其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董辅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是建立在他对国有企业积弊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国家所有制未能解决生产资料的合理管理和有效使用等问题。他最早提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产权主体虚置和产权关系模糊的问题。不改革国有产权制度，就不能使企业与市场机制兼容。要顺利进行国企改革必须首先解决公有制属性的认识问题。1995年提出要按照企业的功能，分类改革国有企业。1999年他提出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改革国企。而董辅礽最大的担忧，就是国有企业面临的形势很紧迫，时间拖得越长，困难越大，损失也越大，如思路不当，可能会拖延改革的进程。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董辅礽也是有贡献的。在党的十四大以前，他在不同场合中多次使用过市场经济的概念。比如，1989年1月，他在《经济形势、发展战略与改革目标》一文中就提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硬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说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1992年，党的十四大集中了董辅礽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正确意见，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董辅礽主张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995年他在《从企业功能着眼，分类改革国有企业》一文中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理解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因此“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是实现社会公平，市场经济通过市场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以达到高的经济效率。”在这里，董辅礽指出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结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他看来，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效率，特别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

主要作品

1.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195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2.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人民出版社再版

3.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理论问题，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4.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随后再版。1985年日本不二出版社日文版

5.董辅礽选集，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6.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8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7.中国农村改革、非农产业发展与农村现代化（英文），1988年

8.世界银行工业化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英文），1992年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9.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共二册），1995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10.改革与发展－－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1995年，香港华南经济新闻社

11.中国经济纵横谈，199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12.经济发展研究（共二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人物评价

经济学家韩志国评价：“一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从方法论上说就是三句话———甘于坐冷板凳、肯于坐硬板凳和善于坐热板凳。三条‘板凳’后面蕴含着三股气———一生正气、一身骨气、一股锐气。”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称董辅礽是经济学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经济学家邹恒甫：董辅礽先生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

董辅礽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便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就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

有人这样评价他的一生：“在稀缺的时间与生命中，经济学家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被认为属于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敏锐地洞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仅仅进行了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没有进行所有制改革，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对所有制进行改革，才能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当时，他因为这个理论提得太早而受到了批判，但中国改革的实践却验证了他理论的深邃和独到的洞察力。

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新兴工业化道路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及创业板的建立，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各个方面，他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被称为是“私营经济的护航人”。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苏浙这块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沃土，不但从理论上分析了“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优劣，并且一再为私营企业的发展鼓与呼。

他一直以冷静理性的目光分析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事实上是一个新兴而尚未转轨的市场，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例如股权分置问题、股份不能全流通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时期必须尊重国情，把保护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董辅礽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先行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正如经济学家朗咸平的评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生活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他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关注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经济学家之一，作为人大代表，每年“两会”他几乎都会就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交自己的议案。

在他逝世的两个月前，还拖着病体从美国向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理事会发来函电，履行他作为一名理事的职责和义务。他牵挂着大商所期货新品种的最新进展，鼓励其继续努力争取，并为自己不能做事而表示“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