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刘文典，安徽怀宁人。原名文聪，字叔雅。1889年12月生。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刘文典1927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1962年张德光教授为该书再版作《庄子补正跋》又曰：“补正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之借镜……先生勤搜前人微引，博采诸家校释。参稽互证，以为补正；其疏通疑滞，嫠定底本之功盖不可磨。”　《庄子补正》，共十卷，全书共收列庄子内、外，杂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校以历代之庄子重要版本，并广泛征引著名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校勘成果，而将其补正之文分繁于各篇相关内容之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1938年刘文典先生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在云大担任“龙氏讲座”，后一直担任文史系教授。在云南大学执教至新中国建立以后。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价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其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斛补》、《三余札记》、《进化论讲话》、　《进化与人生》等。

主要作品

刘文典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尤为突出。

在高校开设过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译作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

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

《淮南子》也称《淮南鸿烈》，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重要的杂家著作。学术性和文学性皆很强。淮南系指淮河以南一带的地方。据说它原有内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但现存只有内篇。书中提出的“道”和“气”的学说，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书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学史材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于其深奥难懂，除东汉高诱有《淮南鸿烈解》外，历代很少有人对其作专门研究，注本更是鲜见。刘文典攻《淮南子》，从音韵、文字、训诂、版本诸方面全面深入，寒暑数易，其志不移。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厖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淮南子》是汉代初期所编纂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古代神话的宝典。《淮南鸿烈集解》则是近代著名学者刘文典先生在遍览前人注释的基础上对《淮南子》的最佳集解。

贡献影响

刘文典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先后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今古文研究”、“玄奘传校注”、“温庭筠李商隐诗”、“陶渊明”、“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是当代我国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是全国著名学者之一。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念。

人物评价

作家眼中的刘文典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文中子，《刘文典：“半个教授”》）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清华门生《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先生上课也很有个性。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才下课，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人物情趣

1932年夏，刘文典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身份请陈寅恪拟国文试题，陈除出了“梦游清华园记”的作文题外，还出了对联题，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让久违了对对子的学生们多不知所措，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其实这种“观世音菩萨”理论对现在我们的写作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雨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寺中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然进入梦乡，手中佛经也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刘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无奈，刘文典只好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出去难免丢人现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和尚见刘先是狼狈不堪，后又甘心挨打，全无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这一打，刘竟和老和尚成为好友，还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这位朋友。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