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平

因其母为家中庶母，遂诞于古城山，草莽间，得名“石生”。范石生幼从父读书，稍长从伯父兼习中医。1903年中秀才，不久考入云南优级师范，在校期间受教师影响加入中国同盟会。

投身革命

民主革命时期，云南优级师范毕业后受聘任宁洱县（普洱）高等小学校长，后经世交李鸿祥介绍到新军蔡锷部任文书。

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参与学员中的秘密革命活动，与同学朱德、邓泰中、杨蓁等人志同道合，遂结为金兰之交。毕业后被分到新军19镇75标任见习排长，见习期满转为少尉排长。

1911年和朱德等参加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攻打云贵总督府，推翻清廷在云南的统治，成立云南省军政府。

1915年底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提升为炮兵团团长。讨袁成功后，被委任为师参谋长。

1920年因与顾品珍发生矛盾，离职回昆明。不久被唐继尧复任命为少将参议，随邓泰中的第1纵队入川。

1921年随顾品珍回滇倒唐（继尧），孙中山命为北伐先遣司令之职，率部驻滇、黔、桂边界。

1922年随滇军总指挥杨希闵东下，与桂粤军配合收复广州，迎孙中山返穗指挥。升任直辖滇军第3师师长。

1923年升任第2军军长，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大革命时期，1925年援桂受挫，驻军平马（今广西田东县）休整。

1926年所率滇军第2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作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周恩来指示王德三，派共产党员余少杰等9人到16军任职并兼任党代表。他们在部队中宣传革命道理，事事以身作则，短期内改变了部队的面貌。

1927年蒋介石在各军中“清党”，遭到范的抵制。蒋介石遂在范部安插密探以监视范的举动。范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曾愤慨地说：“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南昌起义前，范石生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1927年由广西平马调防广东韶关和湖南汝城、资兴一带。十六军有四十六师、四十七师两个师。四十六师驻仁化城口，师长张浩；四十七师驻汝城，师长曾曰唯。蒋介石和范石生矛盾由来已久。蒋一向把滇军看作杂牌部队，范石生则看不起蒋介石。范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时，蒋还是粤军许崇智的参谋长。

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指挥东征，申讨叛逆陈炯明，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即席要求发言，范当时以会场主席的身份，故意傲慢地问蒋介石：“你叫什么名字？”蒋答后，范又问:“你要讲什么？”蒋即席说了自己对作战的看法，想露一下头角。范不等蒋说完，就“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得轻巧，拾根灯草！”当场羞辱了蒋，使蒋十分尴尬……由于范石生不为蒋介石重视，西南的桂系军阀和湖南军阀何键都去挤范。

寄人篱下

范石生寄人篱下，孤立无援，但又急于想扩大实力，希望找到可靠盟友，借以捞取和蒋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南昌起义前，范的十六军同共产党保持着秘密联系，其军内共产党组织亦受到范的重视和保护，范也有同共产党联合进驻广东之意。例如1927年9月，汝城县委利用范石生同汝城清卫团长何其朗之间大鱼吃小鱼的矛盾，由农协干部朱良才、朱赤等向十六军政治部控告何其朗的罪恶。当时，范石生在西垣宗庙逮捕了何其朗，何的300多条枪被范部收缴了200多，并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从而使汝城的革命活动又活跃起来。

南昌起义军南下由赣入粤，准备与张太雷、叶剑英等会师，发动广州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政权，范石生曾表示愿与起义军采取一致行动。起义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就给朱德部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

起义军潮汕失利后，军心涣散，斗志衰退，朱德率部于10月下旬辗转到了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进行整训，通过天心圩、大庾、上堡三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给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大家穿的仍是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是枪支弹药和被褥无法得到补充，医药根本没有。此时朱德想到了范石生。

支援革命

1927年8月，范石生奉命在湖南郴州待命。得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就在附近活动的消息，立即派在十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到上堡同朱德联系，并带去双方合作的亲笔信。经协商后，起义部队暂用16军47师140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并在范部任职。给起义部队补充弹药、冬装、棉被等各种装备，并给官兵拨发两个月的薪饷。合作期间，起义部队以范部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在朱德的帮助启发下，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朱、范合作的事被告密，蒋介石下令要范将朱德部队解除武装，将朱德解京正法。范则把这一消息告知朱德，让朱德从容率部离去，并赠朱德部队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朱德离开16军后，即称病往广州休养。1929年初第16军被缩编为第8路军第5师，继后又改编为51师，任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年底51师调驻襄阳，贺龙、周逸群率领的红军在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继向川、鄂交界地区发展，蒋介石令范前去围剿，范令152旅派队尾随，并不与红军接触，以应付蒋命。1932年提请辞职，1934年获准寓居庐山。

遇刺身亡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云南，在昆明以行医为业，不再过问政事。1939年3月在出诊途中被人行刺于昆明街头，终年52岁。

有关刺杀范石生的凶手究竟为何人，目前有两种最普遍的说法。第一种为国民党提供，刺杀范将军的凶手杨维骞、杨维骧是范石生朋友杨蓁之子，作案后他们说是“子报父仇”。

第二种说法为朱德、周恩来的回忆和叙述。范石生曾经两次羞辱蒋介石，范部长期有共产党人员潜伏，也知道范援助了朱德部队，但因范将军与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黄绍竑、李品仙、何健、朱培德、李济琛、陈济棠等友善，不敢随便杀范将军，就以范剿共不力，降其军职，从上将军长降到少将师长而羞之，最后将他的部队解散。范石生脱离国民党军队，孤身回乡。1939年范将军在昆明被害，是蒋介石的阴谋。

杨维骞兄弟一直否认现场还有第三个凶手，以此证明自己是子报父仇。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即使有第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子报父仇，为了报仇请人帮忙。因此，范石生此案是一场明显的政治谋杀案。

直接杀人凶手杨维骞称，当时只有他一人开枪，但现场的车夫供词称看见两个人开枪；旧《云南日报》说杨维骞开了三枪，检察厅验尸后说是四伤，但是装殓尸体的两个工人证明范身上共有十二伤。杀人者应当偿命，况且被杀者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杀人凶手更应是死罪。依照当时云南当地法庭的宣判书，宣判书并没有说此案的性质是子报父仇，也就是说，没有说明轻判的理由，只处杨维骞有期徒刑九年零五个月，杨维骧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还缓刑三年。

杨维骞被关了五年，国民党政府就以子报父仇为名将他特赦释放。这说明蒋介石政府对他的袒护包庇，串通一气。杨维骞并没有向国民政府、法庭以及报界提供范石生杀他父亲的证据。有人说他只坐了十个月的牢，后来就一直在家。

杨维骞被释放后，随即到国民党的国防部工作，那些地方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去的。实际上，刺杀范石生时，杨维骞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生，此前他还上过国民党政治大学。由他出面行刺，也能说明这起谋杀案的政治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