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道，又叫石牛道，蜀道组成部分。位于陕西南部、四川省北部，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岭进入四川，经朝天驿、剑门关通往成都，共约1200里。得名源自“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故事，因说石牛能粪金，故称为金牛。石牛粪金的故事，发生在周显王扁和周慎靓王定这段时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将金牛赠送给蜀王，西蜀五丁引金牛成道，故名金牛道。
在古蜀道金牛道上，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有“衔空三百里，一色郁青苍”的翠云廊。
金牛道，位于陕西南部、四川省北部，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岭进入四川，经朝天驿、剑门关通往成都，共约1200里。
金牛道是穿越巴山沟通秦蜀的一段道路，亦称“南栈”，是故道和褒斜道向南的延续路段。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和蜀郡同称“天府之国”，两地人民相互交往的路线通称“蜀道”或“秦蜀栈道”，金牛道是秦蜀栈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蜀之间为险峻的秦岭、巴山阻隔，通行困难，故诸多文士慨叹“蜀道难”。根据甲骨文和古文献记载以及古有“循河觅道”之说，先民沿故道水（嘉陵江）侧畔而行，早已开始利用这条路线。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巴、蜀相攻击，俱向秦求助，秦惠文王准备乘机伐蜀，但又为蜀道艰险而犹豫不决。正当此时，韩国从东面攻秦，张仪主张先伐韩，以“下兵三川”，耀兵中原，“挟天子以令於天下”。但大将司马错认为，蜀乃小国，发生内争，出兵讨伐名正言顺，又易取胜，且“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伐蜀成功，则“富国”、“广地”、“强兵”三者俱来，“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当年起兵伐蜀。
伐蜀必先开辟秦蜀间的道路，《蜀王本纪》等诸多古籍对此次开凿蜀道作了“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记述。其中，《太平御览》详细记述为：“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蜀。蜀王从万余人传猎褒谷，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稽首，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粪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领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
《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记：“（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灭蜀，因曰石牛道，厥盖因而广之矣。”后世又称金牛道。
上述文献记载，揭去神化外衣，显示了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灭蜀以前为军事行动而开辟金牛道（石牛道）的历史事实。金牛道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岭进入四川，经朝天驿、剑门关通往成都，共约1200里。
金牛道的主体部分位于今陕西省宁强县境，唐以前曾先后分属葭萌、白水、嶓冢、晋寿、绵谷和景谷。唐武德二年（619）在宁羌东北部设金牛县，四年（621）在中部设嘉牟县，在西部设三泉县。八年（625）撤销嘉牟县，宝历元年（825）撤销金牛县，并入三泉县。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撤销三泉县另设大安县。明朝洪武三年（1370）撤销大安县，辖地划归沔州，三十年（1397）九月设置宁羌卫，驻兵守卫川陕驿路。成化二十二年（1486）六月改设宁羌州。清朝因袭未变。民国31年（1942）改为宁强县。由于唐代在今宁强县的北部、西部分别设置金牛县、三泉县，故唐代驿路是由西县经金牛县、三泉县沿嘉陵江东侧达于利州绵谷县。元代和明代先后设置罗村站（今宁强县城附近）及宁羌卫、宁羌州（今宁强县）后，驿路离开嘉陵江畔，形成新的川陕驿路路线。
唐代三泉县在嘉陵江东侧约1里处，东北距金牛县70里，距兴元府（汉中）250里，西南距利州240里，故三泉县适居兴元府、利州之中。由于三泉县西近嘉陵江，故泛舟而行，可北通兴州，南达利州。《元和郡县志》记：兴州“南沿流至兴元府三泉县一百五十里”。唐置三泉县于此地，当与水陆交通两便有关。宋代初年以其路当冲要，升其县直属朝廷。
秦惠文王伐蜀胜利后，巴、蜀归秦国所有。由于巴、蜀富甲天下，秦国“擅巴、汉之饶”，对增强秦的国力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战国策·秦策一》记：“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特别是蜀郡郡守张若，十分重视军备训练，曾多次率领军卒，配合司马错及白起攻楚，对秦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
西汉初年，刘邦被项羽所逼在汉中为“汉王”时，领有巴、蜀、汉中之地，以金牛道联系蜀、汉。后“还定三秦”、与项羽交战，蜀道为其提供后方支援，“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秦蜀栈道为西汉立国做出了一定贡献。
西汉末年，公孙述据巴蜀称帝，通过金牛道控制汉中。之后，东汉王朝派军从东路溯长江而上，北路沿蜀道而下，两路夹击，入蜀灭公孙述。
东汉灵帝末年，益州牧刘焉阴谋割据巴蜀，遣张鲁为督义司马，由金牛道出兵，攻杀汉中太守苏固，占据汉中。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和大将姜维，先后出兵蜀道发动了10多次进攻魏国的战争。三国末年，魏将钟会率10余万大军，数路进兵，攻取汉中，顺利沿金牛道而下，直迫剑阁，配合邓艾的军队，灭了蜀汉。
南北朝时，南朝梁侯景叛梁称帝，镇守益州的武陵王萧纪借口东讨侯景，率兵出三峡，迫江陵。镇守江陵的梁元帝萧绎求援于西魏。西魏宇文泰命大将尉迟回于废帝二年（553）率步骑3万征蜀。《周书·尉迟回传》记载：魏军“自散关，由固道（魏固道郡治今甘肃省两当县）出白马，取晋寿。开平林旧道，前军临剑阁”。北周大象二年（580），益州总管王谦发动叛乱，北攻汉州、利州，宰相杨坚派行军元帅梁浚入剑阁，取成都。
唐天宝末年，为避“安史之乱”，玄宗逃奔四川成都。据《旧唐书·玄宗纪》，玄宗出长安后向西至扶风郡，折南行经大散关、河池郡、益昌县，渡吉（桔）柏津，经普安郡、巴西郡至成都。唐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一行先逃至兴元府，中和元年（881）正月，又循金牛道南经绵州、东川逃奔成都。
唐末、五代、宋初，汉中、巴蜀先后建立王建的前蜀和孟知祥的后蜀两个割据政权，而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代王朝和割据关中西部的岐王李茂贞，也都企图攻占汉中。其间利用金牛道征战的主要有：唐光启三年至大顺二年（887～891），西川发生战乱，唐昭宗命宰相韦昭度统诸道兵出蜀道伐西川；唐景福元年至乾宁元年（892～894）岐王李茂贞取凤州、兴州，拔兴元，兴元节度使杨守亮奔阆州（四川阆中），李茂贞又出金牛道攻利州、阆州，得汉中与东川部分之地；天复二年（902），朱全忠入关中攻李茂贞，前蜀王建声言援李茂贞抗击朱全忠，出兵取利州，战三泉，克金牛、西县、黑水、褒城4寨，攻克兴元，尽取汉中地；后唐同光四年（926），郭宗韬等伐蜀，战于三泉，蜀后主自利州遁还成都；后唐军又出金牛道克利州，抵汉州，蜀后主王衍出降，前蜀亡；北宋乾德二年（964）遣王全斌出金牛道攻后蜀，占三泉，克剑州，擒蜀将王昭远等，孟昶出降，后蜀灭亡，完成了宋的统一大业。
南宋末年，蒙古军两次由金牛道南下，夹击南宋。《读史方舆记要》记：“金牛道今之南栈……所谓蜀之喉嗌也……历南北战争以迄金、元角逐，蜀中有难，则金牛数百里间皆为战场。”
元、明、清三朝均建都于今北京，蜀道是京师连接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一直保持着官驿大道的地位，主要肩负着传递政令、经济流通的作用，军事上的争夺相对减少。在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统一与割据势力在金牛道上的争夺战曾有两次。一次是元末明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割据四川、汉中的明氏夏国的战争，以明军胜利夏国灭亡而告终；另一次是清朝初年吴三桂叛变，由云南、贵州北取四川，与清军在金牛道上进行了反复争夺。清康熙、乾隆年间，为平定川、藏一带地方封建主的叛乱，也曾数度由蜀道出兵。总之，在中国3000年左右的封建社会中，蜀道对中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上对金牛道的修凿治理，除经常性的养护维修外，规模大、难度大的修治工程亦有多次。“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神话故事，反映了战国秦惠文王时期对金牛道（石牛道）一次大规模的修治。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0），在范雎任丞相期间，对巴蜀通秦的道路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治理，修成栈道千里。三国时期，“诸葛亮相蜀，又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路”。隋文帝时对剑阁附近驿道（金牛道南段）进行了改线。唐玄宗开元年间韦抗修利州北侧千佛崖附近道路。唐宣宗大中年间剑州普安县令蒋侑开拓整修剑阁附近的道路。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归融大修蜀道，“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次舍十有七，同节度副使石文颖董之”。
宋代对金牛道北端进行了改线，并注意在道路两旁植树。《宋会要辑稿》记：“仁宗天圣三年（1025），秘书丞知兴元府褒城县窦充言：窃见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途遥远，桥阁约九万余间，每年系铺分兵士于近山采木修整通行。近年添修，所使木植万数浩瀚，深入山林二三十里外，采砍辛苦。欲乞于入川路沿官道两旁令逐铺兵士每年栽种地土所宜林木，准备向去修葺桥阁，仍委管辖使臣，逐县令左提举栽种。年终栽到数目，批上历子，理为劳绩，免致缓急阻防人马纲运。诏令陕西及益州路转运司相度施行。”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命景川侯曹震相视开凿广元千佛崖附近的险道，“垒石为岸，益为坦途”。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剑州知州李壁整修金牛道南段，砌石300余里，路旁植树数十万株。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巡抚噶尔图对蜀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噶尔图在上疏中称：“臣乘农隙，刊木伐石，搭桥造船，以通行旅，遂成坦途。”嘉庆、咸丰、同治年间，都曾续修，并有题记。
明清时期整修蜀道，或改栈道为碥路，或以石栈取代木栈。明人王士性在其所著《广志绎》中记：“今之栈道非昔也”、“特开路于诸岭之上。由是陟降以行，无复昔日之沿山架木，而栈道遂废。”清人吴焘在《游蜀日记》中记：“考栈道之名，由来已久。……国朝因西陲用兵，屡发帑金修栈，巉岩尽辟，旧路亦多改行，遂不见所谓阁道者矣。……彼时架木为阁，故可烧耳。若今之栈道，岂复能烧乎！……须知今之蜀道，非古之蜀道矣。”
唐代的入川驿路，或取故道，或经褒斜道，皆在西县与金牛道衔接。西县西侧有百牢关，扼控故道、褒斜、金牛3路，故西县为入蜀咽喉。
西县置西县驿，亦名白马驿。元稹《汉江上笛》诗：“今夜听时在何处，月明西县驿南楼。”诗序云：“二月十五日夜，于西县白马驿南楼闻笛。”
西县西80里至金牛县，金牛县为唐武德二年（619）分绵谷县（四川广元县）通谷镇而设置，取秦“石牛粪金”、“五丁开道”为名。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废金牛县并入西县，金牛驿仍存。宋代由兴州顺政县（治所即今略阳县）沿陈平水经飞仙岭开陈平路后，由金牛驿可直北达于兴州，不绕经西县。
由金牛驿西南行70里至三泉县。三泉县位于交通冲途，当置驿。
自三泉县沿嘉陵江东岸南行，约60里至九井滩，又10里至五盘岭（又称七盘关），乃秦蜀分界处。
唐代有五盘岭驿。岑参《早上五盘岭》诗云：“平明驱驷马，旷然出五盘，……栈道溪雨滑，……不觉蜀道难。”知五盘岭有驿，五盘岭道为栈道。
由五盘岭南行，约70里至筹笔驿。《舆地纪胜·利州景物下》记：“筹笔驿，在绵谷县，去州北九十九里。旧传诸葛武侯出师尝驻此，唐人诗多。”又南行，经潭毒关、朝天岭、大小漫天岭、千佛阁等地至利州，皆沿嘉陵江东侧而行。
利州东北3里有桔柏渡，州城有嘉陵驿。由利州折西南行，经益昌县至剑州。《通典》卷一七六“利州益昌县”目称：“古剑阁道，秦使司马错伐蜀所由，谓之石牛道。”故唐代的金牛道乃指西县、金牛、三泉、利州、剑州间的一段驿道。
北宋的入川驿路沿袭唐朝前期的格局，经由散关、凤州、兴州、金牛镇、三泉县至利州。唯兴州、金牛镇间，不绕经西县，而在兴州东南的飞仙岭修阁道百余
间，直抵金牛镇。《元一统志》记：“此路旧由西县过，经由沮水。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移改于是岭”，即略阳县东南40里的飞仙岭。经飞仙岭之路称“陈平路”，路上有方骞驿。又南为金牛驿。折西南至三泉县驿。秦蜀交界处有五盘驿。此段驿道由兴州、三泉至利州550里。南宋时尚有桥阁18318间，折合110里，占此段路程1/5。
元代略阳、沔州、大安等3州县归四川省辖。入川驿路改经散关、凤州、褒城，由褒城站45里至沔阳站即进入四川境。
明代称金牛道为“南栈”，行经宁羌州。在褒城县置开山驿；在沔县东40里处置黄沙驿；在沔县城内置顺政驿。由沔县西行，60里有青羊驿；又40里有金牛驿，在金牛峡北口。金牛峡十分险峻，《蜀道驿程记》载：“峡口悬崖万仞，阴风飒然。入峡即奔峭四合，猿鸟迹绝。水自峡中喷薄而出，人马从水中行，恶石如蛮象狞龙，伏水中，时时啮人。自峡口至五丁关十五里，步步悬縆，而上下峡亦如之。则伛偻循墙而走矣。传称此峡为蜀道第一险，信然。雨次宁羌州，州在乱山中，无城堞，本沔县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乱，置卫（宁羌卫）于此，成化中，即卫建州治。”
宁羌州附近有柏林驿，距金牛驿90里。柏林驿南80里为黄坝驿，在川、陕交界附近。再南40里至利州卫北的神宣驿，亦为军站。
清代入川驿路亦称“南栈”，又称四川官路。经褒城转沔县至宁羌州。沔县西去，经百牢关又西南行，渡沮口，75里至青羊驿。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覆准陕西省，将大安驿移改附近沔县之青羊峡地方，并于宽川铺添设一驿”。
青羊驿南为大安镇。由大安镇循漾水西南行10里至烈金坝，为金牛驿故址。由烈金坝南行3里入金牛峡（五丁峡），峡南10里有五丁关。此段山道宽三四尺，仅可通行一辆小车。清代官员经过这里，都要在关南或关北下马、下轿、步行过关以后再行乘坐。五丁关原有关门，关门上筑有楼阁，关门一闭，川陕交通即被隔阻。
过五丁关南行，经宽川驿至宁羌州柏林驿，距青羊驿90里。宁羌州为散州，属汉中府辖。柏林驿南行，经牢固关60里至黄坝驿。黄坝驿南有七盘关，为川陕交界处。再南，经朝天驿至四川省广元县。
又称石牛道。因秦王伐蜀，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故事得名，自古为中原通往西南的孔道。元朝以来，又通称蜀栈、南栈，由汉中西行过褒水，经勉县入山区至金堆铺交宁强界，经大安、烈金坝折南，过五丁关至宁强县城，再转西南，经牢固关、黄坝驿、七盘关入川界而达成都，约600公里。本县境内共长85公里，多属险峻山径。《雍大记》记述五丁峡（或称金牛峡、宽川峡）云：“连云叠嶂，壁立数百仞，幽邃逼窄，仅容一人一骑；乱石嵯峨，涧水湍激，为蜀道险。”
2021年10月12日，蜀道：金牛道广元段等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2025年4月，金牛道在“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项目中被系统性调查，项目自启动以来，已发现沿线文物遗存297处新增，总计达1034处，金牛道上碥道保存状况佳，新发现的三堆遗址、井田村遗址为探索先秦时期金牛道历史走向提供了新证据，此次考古调查推动了蜀道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2025年8月7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位于蜀道金牛道沿线的四川绵阳龟山墓地考古发掘获重要成果，出土千余件珍贵文物，涵盖西汉、东汉、唐宋等多个时期，为研究四川地区秦汉文化变迁、蜀道沿线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以及唐宋丧葬文化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汉中七大古栈道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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