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定赵宋皇室祖陵“宋三陵”真实地点的过程中，刘文质起了关键作用。刘文质，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简穆皇后从孙，生于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4年），卒于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历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是赵宋皇亲中的重要成员。刘文质生前与苏舜钦是挚友，刘文质死后，苏舜钦在《内园使连州刺史知代州刘公墓志》中详细记载了刘文质的生平，其中就涉及对赵宋祖陵的记载。“保塞，皇家之故乡也。”苏舜钦的这条记载非常重要，他所讲述的保塞为皇家故乡，无疑具有一定权威性。正因为如此，宋真宗“尝问保塞之旧”，在一道诏书中，宋真宗甚至明确无误地向天下宣布：“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之旧里。”此后，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宋钦宗等皇帝，先后下诏保护保州祖陵。

据史书记载，宋神宗曾下诏将皇陵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占地2000亩，新增守园户360人，并免除了守园户的兵役，还专门修建了专供皇陵祭祀的资果禅院，仅赡养僧徒的庙产就有1000多亩。可见，一千多年前的这片宋祖皇陵是何等气派。

金朝末年，宋朝皇族后裔真定路工匠都总管赵振玉在回顾其宗族的变迁时，说：“吾赵氏世居保塞，以仕迁大梁。”可见，保州祖陵在北宋中期以后，其规模越来越大，成为除巩县宋陵之外又一重要的皇家陵园。

宋代文集中也保留了大量关于“宋三陵”在保州的记载。仁宗皇祐年间，吴处厚上书称：“赵氏世为保州人，而僖祖、顺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启运。”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七月，左侍禁雄霸路走马承受林伸言：“国朝上世陵寝，在保州保塞县东，犹有天子巷御城庄存焉。其地与边吴淀相接无数十里，颇为塘水所坏，乞下本处常完筑之。”据《韩琦家传》记载：“琦论塘水之害，亦以保塞陵寝为言。”

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周辉在出使金国时，路过保州，曾专门到宋太祖故里去拜访，说：“国家上世陵寝，皆在保州保塞县东三十里，有天子巷御庄，亦号柳林庄，尚有宗室在焉。”

历代地方志丛书也记载了保州赵宋祖陵的情况。《大清一统志》卷一一载：“宋三陵，在清苑县东南，御城西北。”《畿辅通志》卷一六八《古迹·陵墓》载：“宋三陵在县东南御城西北。僖祖陵曰钦陵，顺祖曰庆陵，翼祖曰定陵。太平兴国中，以祖宗陵墓所在，因置保州。”

历代《清苑县志》则记载得更为明确。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是沿袭唐代的，不同的是宋陵仍在平地营建陵台，各陵集中于不到二十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陵区。出土的文物规格很高，大多为北宋初期和中期的遗物，跟河南巩县北宋皇陵的规模、形制和雕刻风格极其类似。在中国历代皇帝、贵族、官僚的墓地上，显著地代表墓主等级地位的，就是墓前神道两旁陈列的石刻群。

在东安村发现的两个石虎，相距约7米，在距地表约半米处发现。石虎是中国封建时代贵族、大臣墓前石兽的一种，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陵寝前的陪葬石刻动物，有展示死者生前威仪和驱鬼避邪的功用。

清苑宋祖陵出土的石虎，从雕法、刻技和风格上来看，同河南巩县赵宋皇陵神道前的石虎在形制上极其类似，同为北宋早期的雕刻艺术风格。造型雄伟高大，气势雄宏，全身无纹，刀法简洁洗练，构思古朴。整个石虎呈伏卧的体态，头高仰，双眼凝视前方，全神贯注地守卫着墓中的主人公。由于长埋地下，外表剥蚀严重。其雕刻手法老练，颇有晚唐五代遗风，又有宋代新创。

在西列石虎南侧4.5米处，有石象东西各一个。此外，还出土了石人，共三件，位于西列石象东南附近，距地表约2米。三件石人均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袍，腰束带，从三件石人的衣着、手姿、面部表情看，属侍俑类的控马官。

清苑北宋祖陵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对探究晚唐五代北宋初年皇室墓葬形制的演变，以及与河南巩县北宋皇陵、浙江绍兴南宋皇陵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多年，创造了许多为后人所称道的“繁华与进步”，这得益于两位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两位“祖”、“宗”。宋朝的疆域，和汉、唐、明、清比，小了很多，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持续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宋代文化把中国古代文化推向了最高峰，在当时世界史上，它无可置疑地居于领先地位，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是对民族、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汉族的王朝在宋后中断过很长时间，但汉文化没有中断，几千年文献记载也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史上是唯一的，汉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动摇。这一切，宋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因此，宋祖陵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对研究宋朝文化及中华文明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