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花甲进士

沈德潜出身吴兴沈氏一支，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苏州府长洲县葑门外竹墩村（今苏州市姑苏区杨枝塘）。早年家贫，从二十三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四十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但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四十年间屡试落第。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

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二十二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年）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

天子词臣

乾隆七年（1742年），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迁左中允。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此时沈德潜已年过七旬，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对大臣们说：“我和沈德潜的友谊，是从诗开始的，也以诗终。”

乾隆十二年（1747年），命在尚书房行走，又擢礼部侍郎。次年，充会试副考官，以原衔食俸。

乾隆十四年（1749年），沈德潜乞归，乾隆命以原品致仕，后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

七十七岁的沈德潜辞官归里，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乾隆召赐曲宴，恰逢德潜八十大寿，遂题赐匾额曰“鹤性松身”。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给三代封典，并赐诗，其中有句云：“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福。”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曰：“帝爱沈潜德，我羡归愚归。”赐诗与和诗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潜的名“德潜”、号“归愚”，一时被传为艺林盛事。

乾隆二十七年，皇帝南巡，沈德潜及钱陈群迎驾于常州，乾隆赐诗，并称二人为“大老”，三十年，乾隆帝再度南巡，沈德潜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

身后荣辱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七日，沈德潜去世，终年九十七岁。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以钱（陈群）沈二人并称“东南二老”，极一时之荣。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沈氏所有荣华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主要作品

沈德潜的诗现存2300多首，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如《观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民生涂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吴山怀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诵，有一定功力。

沈德潜的著作，除上述各选本外，有《沈归愚诗文全集》七十三卷，清沈德潜撰。清乾隆刻本。二十四册。全集内容包括《归愚诗钞》二十卷、《诗钞馀集》十卷、《诗馀》一卷、《归愚文钞》二十卷、《文钞馀集》八卷、《矢音集》四卷、《归田集》三卷、《八秩寿序寿诗》一卷、《说诗晬语》二卷、《浙江通省志图说》一卷、《黄山游草》一卷、《台山游草》一卷、《南巡诗》一卷、《沈德潜自订年谱》一卷等。

贡献影响

诗论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

诗歌史论

由于对历代诗歌做过广泛的研究，沈德潜对诗歌史也有一些犀利的见解。

沈德潜的诗歌史论，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明代部分。清初诗家出于亡国之痛，对明代学术和文学都有不少情绪化的过甚之辞，沈德潜则在距离拉开之后，能以较平和的态度对待明代诗歌，甚至给明代复古派以较正面的评价。《说诗晬语》指出：“永乐以还，崇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应之，相习成风，靡然不觉。李宾之(东阳)力挽颓澜，李(梦阳)、何继之，诗道复归于正。”不仅如此，他又进一步驳钱谦益之说云：“李献吉雄浑悲壮，鼓荡飞扬；何仲默秀朗俊逸，回翔驰骤。同是宪章少陵，而所造各异，骎骎乎一代之盛矣。钱牧斋信口掎摭，谓其‘摹拟剽贼，同于婴儿学语’。至谓‘读书种子，从此断绝’。此为门户起见，后人勿矮人看场可也。”他的论断为《四库提要》所采纳，后人亦多许其持论平允。对于李攀龙，《说诗晬语》也将其拟古诗与七律区别对待，褒贬持平：“李于鳞拟古诗，临摹已甚，尺寸不离，固足招诋諆之口。而七言近体，高华矜贵，脱去凡庸，正使金沙并见，自足名家。过于回护与过于掊击，皆偏私之见耳。”起初他在《明诗别裁集》里评李攀龙七律“已臻高格，未极变态”，基本还是沿袭王世贞《艺苑卮言》之说，至此已略有修正，足见经过仔细斟酌，绝非率尔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