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吴虞（1872—1949），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亦署幼陵，号爱智。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龙桥乡人。近代思想家，学者。

早岁肆业于成都尊经学院，曾从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吴之英学诗文，从经学大师廖平习经，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戊戌变法后，开始学习新学，在成都以教学馆为生，曾参与创设溥利公书局。

1905年赴日求学，入东京法政大学。

1907年回国，先后担任成都府中学堂、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习，一度主编《蜀报》。

1910年，吴虞与父亲发生冲突，被舆论斥为“非理非法”逆子。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召开会议，将他逐出教育界。

辛亥革命后，曾加入共和党，兼《四川政治公报》主编，后著文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7年应柳亚子之邀加入南社。

1919年11月，吴虞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吃人与礼教》，大力攻击“吃人的礼教”。胡适称他是“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曾先后担任《西成报》主编、《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

1920年，他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

1933年，因遭尊孔复古派的排斥打击，被迫辞职。

晚年，他任教于成都大学、四川大学。1949年在成都病逝。

主要作品

著有《吴虞文录·别录·日记》《秋水集》，编选有《国文选录》《骈文选读》。

贡献影响

吴虞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反旧礼教和旧文化的著名人物。他认为，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为其思想核的“教”、“礼”等能在巩固其统治、维系封建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故用其来驯服制御臣民。吴虞对封建专制礼教对妇女的压制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主张男女平等，为中国妇女解放而呐喊。吴虞还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

吴虞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学，揭露吃人的“礼教”。他批判儒学中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和家族制度，指出：“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考为起点。”考的范围统括一切，“居住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不孝也；战阵无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

他认为，中国要得到真正的共和，就必须除去君主专制与家族制度，而儒家伦理学说、社会组织上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必须加以批判。吴虞反对以礼为准则的等级观念，揭露儒教以礼杀人的本质。他在鲁迅《狂人日记》的启发下，以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揭露“吃人的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他认为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礼，学礼、复礼、传礼是孔子思想和一生活动的主线。孝是维护封建道德的主要内容，礼则是封建道德的主要表现形式。吴虞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儒家道统”的作用，就是思想专制。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被定于一尊，孔子也成为“至圣”，结果形成中国长期来思想学术专制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他指出：“自孔氏诛少正卯，著‘侮圣言’、‘非圣无法’之厉禁；孟轲继之，辟杨墨，攻异端，自附于圣人之徒；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韩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他坚定地认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于“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根据》等文章，大胆冲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被称为是攻击“孔教”最有力的健将，他的思想在当时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吴虞文录》

目录：《吴虞文录》序；卷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卷下：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明李卓吾别传；《四川法政学校同学录》序；《松岗小史》序；《圆明园》序；墨子的劳农主义；附录：女权平议；孽缘；致陈独秀；致胡适；致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吴先生墓志铭；编后记。内容简介：这本“文录”，是吴虞力作兼精品的原文照录。吴虞，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与陈独秀和胡适齐名，而独享“只手打孔家店”之胜誉。读《吴虞文录》，是阅读一个时代，是阅尽一派风云，是感受那时代风云中一位大师的热血和灵犀。《说孝》《礼论》《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一批不可不细细一读的吴虞上品。笔锋犀利，论证缜密，文采斐然，大师之谓也。附录吴虞夫人曾兰的《女权平议》等，兼有吴虞同陈独秀、胡适、青木正儿的往来信札，也都富有资料价值。《吴虞文录》最初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可以看做吴虞早年的思想报告。本书选目基本参照亚东版《吴虞文录》（1921年10月初版，1929年4月六版），但“附录”部分有较大的变动：原版只附有《吴曾兰女权平议》《吴曾兰孽缘》两文；其《致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作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的附录载于初版《吴虞文录》卷上，《致陈独秀（一九一七年六月）》作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的附录载于卷下，这次一并归在本书“附录”部分；同时，本书新增加《致胡适》《致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吴先生墓志铭》亦为“附录”，以期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吴虞及其思想。本书录入排版是以《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为底本的，“附录”中新增的文章也来自于此。为尽可能保留文献原貌计，本书所辑各篇内容一仍底本，只对个别用字做改动。

男女平权

1917年6月1日，吴虞以妻子吴曾兰名义发表文章《女权平议》。他在文中说，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专制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专制时代之妇女，出则听命于夫，入则听命于翁姑，幽闭闺阃，不能自主，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与六畜无异，只知饮食，只知养子。以此辈无知无能之人为群男之母，则举国男子当幼稚之时，不受其害者鲜矣。吾国专重家族制度，重名分而轻人道，蔑视国家之体制道德法律并为一谈，礼刑所出，其义根本于儒教。孔氏常以女与小人并称，安能认为主张男女平等之人？且吾人所争平等，为法律上之平等；所争自由为法律内之自由；非无范围之平等，无限界之自由。而天尊，地卑，扶阳，抑阴，贵贱，上下之阶级，三从七出之谬谈，其于人道主义，皆为大不敬，当一扫而空之，正不必曲为之说也。他呼吁：吾女子当琢磨其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有其权之一日；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而固非与现在不顾国家之政客议员较量其得失于一朝也。呜呼！良妻贤母，固为妇女天职之一端；而生今之世界，则殊非以良贤母为究竟。

人物评价

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

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分裂的。如果以历史主义或进步史观看这些人，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人们的真实感受天差地别。比如林纾先生，可能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的读书人，但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是一个遗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动的。而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做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耻于众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虞就是这样。

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不时“鼓吹”非儒学说，尤其是非孝非礼的言论。搞笑的是，吴虞自己行事极为专制。很难指望这样的人能跟别人搞好关系。而这种生活上的灾难他会轻易地转化到观念上去。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为仇敌。如1911年1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来争夺家产，当吴虞胜诉后，他在日记中发泄说：“大吉大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

吴虞的为人和言论在当时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攻击他，将他视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但此时的吴虞已有全国影响，危难之际，北京大学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吴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显然跟那个新鲜的、充满朝气的人际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专制、封建守旧性格开始暴露。

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他着想。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200大洋且广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革他的命。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壮阳药逛妓院。为了赢得妓女娇玉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别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这样的人，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极为不满，他最后只好仍回到成都。

吴虞有悖人情的丑事还没完结。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他，父女关系极僵。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寂寞的。

即使这样的人也有幸进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弄潮。他写的文章确实影响了当时新旧两派的论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些评价里，我们看到进步史观的局限。他们都从司马迁那种人性史观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以进步观念来看待活生生的个人，而遮蔽了个人的善恶是非美丑。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