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聚永

九河下梢天津卫，从不乏美酒佳酿。“人马过直沽，酒闻十里香”的大直沽是天津酒业的发祥地。经过考证，史学家们最近发现天津的酿酒业可追溯到700年前，这比天津建城还要早100年。从天津的发展来看，最早的酿酒始于元代。当时，大直沽地势高，水质好，自然环境优越，加上是粮食集散中心，为酿酒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据700年前的元代《接运海粮官去思碑》记载，当时的大直沽就已经能造酒了。到明永乐年间大直沽建村时，村里3000户居民中有一半以酒为生。据《天津县志》和《直隶通考》记载，明朝初期，独具风格的白酒酿造技术接踵传来，天津成为我国北方的酿酒发源地之一。到清代，天津酿酒业日渐兴盛，从十九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30年代，是天津酿酒业大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由坐落于大直沽的义聚永记烧锅生产的高粮酒、玫瑰露酒、五加皮酒（统称直沽酒）就已经畅销海外，运往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一带，并转运欧美各国。且“义聚永记”商标早在1931年就在香港注册成功。

1880年先人刘姓持巨资在大直沽广购地皮，正式建成义聚永记酒坊。创建伊始，义聚永记就采用了先进而科学的管理模式，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范，还特别聘请了直隶工业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参与管理和技术开发。在市场开发与定位上，义聚永记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义聚永正式进入商会是在1905年，之后随着天津酿酒业的日益壮大，刘鑫于1915年与天津55家酒商一起上书天津总商会，申请成立酒业公所，并得到批准。同年刘鑫被推举为天津酒商研究所副所长，当时办公在南马路旧草厂庵内。

1920年前后，年已花甲的老经理刘鑫看到义聚永大业根基已固，便让自己的长子刘桂森接替自己。刘桂森接手酒庄后没有安于看家守业，而是用一种崭新的经营理念去重塑义聚永。他开始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增加新品种。在原有的高粮酒、五加皮、史国公、玫瑰露的基础上，外请名师，精选净料，先后开发出莲花露、木瓜露、佛手露、阴沉露等品种，形成了独特的产品系列。为使义聚永酒更好地走出国门，他请来当时在外国洋行做事的陈表叔设计了带有英文的标识和各种瓶签。他广交业内人士，频繁往来于上海、汕头、香港等地，并在上海和香港设立了分庄。一时间以义聚永为代表的大直沽酒名声大振，不仅畅销东南亚各国，还远销到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加拿大的渥太华以及英、法、德、日等国家。

义聚永做生意讲求的是个“义”字，有了“义”才能聚拢商家，才能使生意永远兴隆。正是因为信守了这一宗旨，货真价实的义聚永酒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1934年，参加“首都国货展”并载誉而归。

1937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禁运使整船出口的酒品运出去后杳无音讯，巨额货款无回，迫使经营基本告停。当时仅积压的成品、半成品及各种原料、辅料就达四十余万元。债台高筑的义聚永此时已无回天之力。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外国侵略者长期肆意践踏、蹂躏着中华国土，畅通的南北交通被割断，旺盛的商业流通被阻塞，不少商家因原料价格飞涨、市场混乱而被迫停业，使原本脆弱的民族经济又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义聚永的高粮酒、五加皮酒和玫瑰露酒也和其他商品一样，未能幸免于难，其经营情况从历史上的辉煌和鼎盛速滑坡至谷底，直到解放初期，几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

1956年间，根据当时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按行业统一安排、统筹兼顾，实行对外贸易专营制的政策，义聚永记等酒私营出口商并进天津食品公司，正是走上了国营外贸体制的轨道，从而高粮酒、五加皮酒和玫瑰露就彻底告别了分散式、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年代，走上了规模型、机器化生产的健康发展道路。为了经营好高粮酒、五加皮酒和玫瑰露酒，食品公司几代人、几十年来不负国人的重望，为之付出了艰辛而不懈的努力，使这三种酒在品种数量、档次规格、品质特色、包装装潢和加工工艺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博得海内外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并已成为食品公司主要的传统出口商品和支柱产品之一。

几十年来，食品公司始终把积极扩大玫瑰露酒、五加皮酒和高粮酒的出口，开拓市场、发展客户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东南亚地区，食品公司充分发挥老客户的作用，利用他们原有的销售渠道和网络，对一些经销商不断进行合理分工，按酒品的不同商标、不同瓶型和不同规格分别授予不同地区的不同经销商来经营，使食品公司酒产品的销售数量成倍增长。食品公司数代人为弘扬、发展和光大天津中华老字号——义聚永记已经整整奋斗了近七十载，食品公司始终继承着义聚永记的酿酒工艺和经营理念，以勤奋、求实和创新的精神，勇于开拓、勤奋拼搏、发展生产、再创义聚永记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