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29年13省大旱

我国20世纪最严重的干旱出现在1928～1929年（一般称为民国18年大旱），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区江河断流，塘湖干枯，井泉枯竭，田地龟裂。严重干旱带来的饥荒、瘟疫和匪害，共造成至少400万人死亡，灾民达到1.2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30%。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陕西关中地区持续六年大旱，这在关中的史料记载中亘古未有。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发生在关中地区的大饥荒，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这样的大饥荒，关中地区还是极少发生。

陕西地区粮食的种植一年两季，分为夏粮和秋粮。

如果一年中有一季粮食没收成，关中人习惯称其为饥年，两季粮食没收成，称为荒年，连续三季粮食没有收成就成了年馑。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末，陕西旱象初起，全省几乎所有县区滴雨未降（当时陕西共有94县，无县不旱）。

夏粮绝收，秋粮未能下种，连续两季颗粒无收。

当时除少数殷实人家之外，绝大部分农家都很少有存粮，一般都是“收一茬庄稼吃一季粮”。

在两季绝收的情况下，灾情于民国十七年秋季便迅速蔓延开来。

最初，人们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只得以牲畜所食的荞皮、油渣、豆饼等为食。

当这些吃完时，便到田野中搜寻草根、谷糠、树皮来充饥。

甚至有些人还四处去捡拾鸟粪，用水淘洗之后，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

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耕牛骡马宰杀无存。同时，狗、猫、老鼠等都成了灾民捕捉吞咽的对象。

最后实在没有吃的，有些饥民开始吞食白土充饥（俗称观音土，一种质地很细的土壤粉末），食后不久即腹泻而死。

民国十七年冬季开始，灾情愈演愈烈，大批走投无路的灾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

在灾难初始，因为食物的短缺，导致了粮食的价格的飞涨。

在灾民流离失所时，有些丧尽天良之人，竟然开始索要过路费。饥民载途，哭声震野。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陕西关中地区旱荒进入严重时期。

那年的天气持续干旱不下雨，加上雾霜以及暴风、冰雹之害，冻死、饿死的人数达到了300多万。

在饥饿面前，人是毫无尊严可言的。

为了一口吃的，甚至卖儿卖女。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买卖妇女儿童几乎成为了一种合法的经营。

陕西关中各个县城甚至省城西安的街道上，公开设有人口交易市场。那些等待被卖掉的妇女儿童头插草标，明码标价。

当时妇女的价格是每人二到三元不等，儿童的价格则相对更低一些。

在那个大饥荒时期，粮食价格飞涨，小麦每斗价格在五到八元之间，而凤翔、岐山一带小麦价格则已涨至每斗十二元。

那些被卖妇女儿童的身价，尚不及一斗麦的三分之一。很多妇女为了能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

为了阻止这种人口贩卖，陕西的地方官们贴出告示，严厉禁止贩卖人口，告示贴出后再无下文。

政府为了创收，竟然对人贩子收取人头税。

隔壁的山西省看着眼红，也想出了发财的政策，开始对这些人贩子收过路费，每人五元，竟然收入了近乎二百万元。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陕西籍的国民党大佬于右任先生向南京政府报告灾情。

他引用当时陕西旅平赈务会的报告说：“两年之内由陕卖出之儿女，可稽者四十余万，除陕西省的收税外，山西每人五元，税收近二百万。”

当所有东西都吃尽，一切手段都使完时，最终要么等死，要么为了活命而做尽丧失人性的事情。

饥饿在这时主宰着一切，它把人类的道德观念改变得面目全非。抢劫，杀人，“人相食”的恶性事件便发生了。

《申报》1929年4月28日报道，“食人惨剧，愈演愈烈，犬鼠野性，更为上肴。一部分灾民，自1928年秋季以来，恒以人肉充饥。初仅割食无名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近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

历经百万年进化的文明人类，在张嘴闭嘴之间又倒回到原来的起点。人类在那一刻，自己也难以认清自己，或者说才真正认清自己。

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一场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震、疫并发的巨灾。

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分地区或大部分地区。

据有关史料记载，北方八省的这场大饥荒，导致一千三百多万人死亡。

其中以陕西关中旱灾最为严重，饿殍及死于病疫的有三百多万，逃亡六百多万，约占当时陕西总人口一千三百多万的70%。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这场灾难也有记载：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路上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姿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

当时关中民间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描绘了当年灾民朝不保夕的惨象：“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升了天。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

关于这次大饥荒，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曾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并于1929年9月派出“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西关中各县视察灾情，据实向上和对外报告。

民国十八年的陕西大饥荒，干旱持续，自然现象的反常，是引起这场特大灾荒的主要原因。

加之那个年代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低下，抗灾能力严重不足。

此外，大面积连年灾害，周边各省储粮耗尽，自身难保，很难伸出援助之手以解困，最终酿成惨剧。

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地区，何以能出现如此严重的大饥荒？

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开始，正史中就有了关于关中地区的水、旱、蝗灾的记载。

从公元前780年到公元1989年，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关中有史料记载的旱灾，共有199次，约12年左右发生一次；特大旱灾平均60年左右爆发一次，基本上都发生在战乱年份。

兵连祸结，战乱与灾荒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

清末以来，陕西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关中兵祸不断，军阀混战。

关中地区连续三年不遭灾的情况几乎少见，交粮纳税是历朝历代农民的责任和义务。

尽管时世艰难，就连当时会过日子的地主，心里也清楚，家中没有三年余粮，就属于家底不实，一旦遭遇饥荒，也会出现挨饿的情况。

但兵荒马乱中，沉重的税负之下，就算是富家大户，也没几家能存有三年余粮，更别说一般的老百姓了。

按照关中老一辈人的说法，当地的可耕种面积，连续三年在正常年份耕种，可积余一年粮食。

六年的辛苦劳作，可有两年的粮食积余。六年里有两年发生水旱蝗灾，除赤贫人口之外，多数人还不至于饿死。

然而民国以来的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农民在陈树藩的引导下广植大烟。

在关中西部的眉县一带，农民把水田肥地皆种烟苗，粮食的种植面积大规模缩小，造成粮食的匮乏。

而有些农民吸食鸦片，造成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

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也是造成了陕西这次荒灾的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陕西的水利建设、农田建设多年失修，就连著名的关中水利枢纽郑国渠，也已荒废百年。

东汉迁都洛阳后，白渠（郑国渠）一度废弃，直至十六国时，前秦以关中为根据地，苻坚方组织农工对白渠加以整修。

西魏定都关中后，也对白渠加以重修。到唐朝时，郑国渠已经完全废弃，白渠遂成为关中的主要灌溉河渠。

唐高宗时期，白渠灌溉面积达一万多顷，成为关中农业命脉。

唐中期之后，由于白渠上大量设立水车、水磨等水力机械，且泾河上游用水增加，导致白渠水量急剧减少。虽然几乎每二十年疏浚一次，灌溉面积还是减少至原有的五分之一。

北宋、金、元均设立专员对白渠进行管理，直属中央政府。明朝时，白渠缩小，改由陕西省设专员管理。

清雍正年间，白渠进一步缩小，改由西安府管理。乾隆之后，白渠缩小为今天的龙洞渠，散归各县管理。此后白渠不再见诸史书。

白渠已经废弃百年，曾经的天府之地，秋收不到二成，种麦不及十分之一。

在这一场大灾难下，引泾工程呼声再次高涨。

此时，一个叫李仪祉的人，在于右任、杨虎城将军的鼎力支持下，决心建设引泾工程。

在国穷民困，军阀混战的年代，要干成一件这样的大事非常艰难，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杨虎城将军从军费中挤出40万元予以支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引泾工程顺利开工。

老百姓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大灾之后，李仪祉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征集民工5000人，较好地解决了赈灾和劳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