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阁寺》是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原连载于1956年《新潮》杂志一至十期,同年由新潮社发行单行本。
《金阁寺》取材于1950年鹿苑寺僧徒、大谷大学学生林养贤焚烧金阁寺的真实事件,描写的是主人公沟口青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他是偏远地方一个寺庙住持的儿子,生来口吃,性情不定。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常听父亲讲起京都的金阁寺,在他的心中,金阁寺是世界上最美的存在。后来,父亲送他到金阁寺(鹿苑寺)作学徒。他不是一个顺从的孩子,经常做些“小恶”。在寺庙期间,他入大谷大学学习,认识了有“内翻足”残疾的同学柏木,并很佩服他的人生哲学。后来,他几次和女人邂逅,刚要进行性的接触,金阁的形象就出现在脑海,把性欲淡化为乌有。在一个夜晚,他烧了金阁,离开了寺院。小说的情节虽然清晰、简单,但作者把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放在美与丑、爱与憎、明与暗、幻与真构成的既环环相生,又步步相克的复杂的叙述结构中,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内在张力,从而有力地烘托三岛由纪夫作为艺术家的反艺术意识,也就是作品的主题意识——美与生命的冲突。
该小说从连载开始就好评如潮,单行本畅销15万册,并获得了第八届读卖文学奖(小说类)。该小说被译成十三国文字,日本文坛将其赞誉为三岛美学的最高杰作。历年来,《金阁寺》被搬上大银幕,并改编成舞台剧。
《金阁寺》的主人公沟口天生口吃而又极度敏感,产生了严重的自闭和自卑心理,自身的“丑”深深根植在他心中,不愿与外界接触,也不愿被外界了解。外界的处处碰壁使他封闭在自我的世界中,可怜、可悲又懦弱,甘于“与众不同”。年少时对心上人有为子的爱恋却换来嘲笑与侮辱:“(有为子)像躲避石头一样绕开我……一次次揿动车铃,是在故意嘲弄我。当天晚上,有为子告了我的状……我挨了平素极为温和的叔父一顿臭骂。”沟口在现实世界中苦苦挣扎,感觉不到希望和温暖。他感到丑陋的自己与美无缘。于是,第一次听起父亲说金阁,“人世间再没有比金阁更美的东西了”,便对金阁产生了美的幻想,金阁在沟口心中成了美的化身。正是自身的丑陋,让沟口产生了对美的日渐痴迷的幻想。金阁在沟口心中过度美化,几乎成了理想的化身,于是当沟口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金阁时,不免产生了失望之情,
沟口对金阁寺的美有着几乎病态的热忱,正是由于内心世界的极度空缺,他于是希望金阁寺和自己都能毁灭于战争中,这样自己就能离金阁更近了,仿佛身处同一个世界,这几乎是接近美的唯一方式。然而战争中金阁并没有被烧毁,战后它依然如往常地屹立于永恒,沟口在金阁寺身上并没有得到救赎,他和金阁之间,即他和美之间唯一的绳索断了。但沟口仍陷于现实的黑暗、孤独、闭塞、贫穷,而美对自己来说已是不可能。正当沟口不知如何步入现实之际,一个偶然事件,使他产生了一种明确的行恶意识。在一个领着妓女逛金阁的美国兵的逼迫下,沟口踩了那妓女的肚子,却感受到刹那的甜美、喜悦。他体会到了行恶的喜悦,于是,沟口在同学柏木的带领下,一步步走向了恶,偷学费去嫖娼,欺骗感情,逃学、偷窃……然而,每当沟口处于想享乐的关键时刻,金阁总是横亘在他面前,美横亘在他与现实之间。他“不可能一方面这只手指去触摸永恒,一方面那只手指去触摸人生”。在沟口即将和房东姑娘行情事时,金阁又出现了。金阁一次次阻挠着他走向“恶”,阻碍着他变得像柏木的人生方式靠拢,像柏木一样堕落。然而,他一方面无法接近美,一方面又无法顺利地行恶,他横亘在美与恶之间,他必须在“人生”与“永恒”,即“现实”与“美”中选择。
沟口无法忍受没有被战争摧毁的金阁寺,在他心中,美是纯粹的,不应与这个肮脏的世界共存。另一方面,没有被金阁拯救的沟口,必须融入现实,为了更好地走入生活,他不得不“杀美”,斩断金阁对他的阻碍。沟口火烧金阁之后,想法从自杀转为“我要活下去”,他看到“巨大的摇曳的影子”,他甚至“几乎感受不到热度”。美的毁灭的历程,也是自我毁灭的历程,追求美到了极致,“杀美”即是“杀我”。沟口最后虽然选择了活下来,但无疑已是一具空壳,丢掉了美与理想,无异于行尸走肉。
鹤川在小说的第二章中登场,在金阁寺中与沟口相遇。可以说,鹤川的出现就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沟口黑暗的世界。鹤川是沟口的第一个朋友,也是走进沟口内心的第一个人。他并不在意沟口有口吃,在小说中一次都没有嘲笑过沟口。这对一直饱受嘲笑的沟口来说十分难得。不仅如此,鹤川不仅是沟口最初的朋友,也是沟口的救赎。这样便使一直生活在黑暗中的沟口将生活的一丝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甚至有了想要向往光明的想法。鹤川是个心地纯洁的人。小说中有描写沟口向鹤川说起有关金阁寺的毁灭的话题。沟口认为金阁也许会被战火摧毁,并且幻想着金阁寺毁灭。但是生活在光明世界的鹤川并不理解这阴暗的想法,这里也体现出了他的内心是美好而纯粹的。但即便如此他还一直在听朋友说话。这里也表明鹤川能够尊重他人的意见。此外,鹤川也是一个温柔、相信朋友的人。
小说中,沟口曾欺负了一位女性。后来这件事被传了出去,大家都对沟口投来异样的眼光,只有善良的鹤川相信他。然而事实上沟口确实欺骗了鹤川,也为自己对鹤川说谎感到不安。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自身,也是不想让善良的鹤川看到自己丑陋的一面。在沟口心中,鹤川可以说是光明与美好的象征,有着特殊的地位。鹤川是沟口阴暗内心世界的一束光亮,曾一度让沟口感受到光明,也曾让他抱有希望。对沟口来说,鹤川不仅仅是他的朋友,也体现了他对美的向往,是美好事物的代表。
柏木从第四章开始登场,他手段残酷且对世界怀有恶意,在与沟口的交往中,柏木经常把自己扭曲的价值观加在沟口身上,使沟口内心的黑暗不断累积。与鹤川不同,柏木身体有缺陷,和沟口一样,他们能在这方面产生共鸣。柏木是个自私任性的人。从和沟口第一次见面开始,柏木就一直执着于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沟口。他虽然和沟口一样身体有某种缺陷,但是并没有因此而颓废。相反,他以客为主,把自己的思想不顾一切地灌输给别人。因此他引导沟口做坏事,不断扩大了沟口内心的阴暗面。
柏木还是一个内心冷酷、充满恶意的人。柏木虽然一直称沟口为朋友,却总是忽视朋友的感受,总是我行我素。例如,柏木总是对沟口的口吃直言不讳,在与沟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大声重复了数遍“口吃”。不仅如此,在柏木眼里自己永远是对的,他总是可以轻易背叛朋友。小说的后半部分,沟口发现老师的秘密后离家出走,柏木毫不客气地对朋友露出了阴暗面,向老师告发了情况,导致沟口被赶出了寺庙。在沟口被赶出家门之前,他却再次出现在沟口面前,并故意给他看朋友鹤川的信,告诉他鹤川已经自杀了,让留在沟口心中的那一点光芒蒙上一层阴影。可见柏木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做法很残忍。柏木可以说完全不是朋友,而是像无情的杀手一样的存在,毫不留情地摧毁别人重要的东西,想要将沟口拖入黑暗,让沟口的内心更加扭曲。柏木的形象是负面的,象征着对人的阴暗和恶意。对沟口来说,柏木也是朋友一样的存在,让自己从孤独中摆脱了出来。但柏木也像是从地狱伸出来的无情的手,慢慢地将人拖入黑暗的深渊。
有为子是沟口寄住的叔父邻居家的女孩,长相标致,像金阁一样令沟口心醉。有一天黎明时分,沟口在思念中身不由己地跑到路边,拦住了骑车去医院上班的有为子。但美丽的有为子对待沟口的态度正如嘲弄他的那些顽童,以沟口的生理缺陷来拒绝他对现实世界的融入。事后,有为子告了沟口的状,使沟口受到温和的叔父的严厉训斥,以至于沟口“无论醒来睡去,我都在盼望有为子一命呜呼。盼望我耻辱的见证人杳然消失。”对于沟口来说,金阁的存在正如有为子的存在一样,是沟口作为美的反面的见证人。有为子死了,但有为子和金阁一样,在沟口的观念世界里永存,成为与金阁同样性质的存在,有为子对沟口的拒绝如同金阁对沟口的拒绝一样。
该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小说中的“我”(名沟口)是寺庙住持的儿子,生来口吃,外表沉默不语,内心却很丰富。沟口自认为是“内部世界的皇帝”,是“被悄悄挑中的人选”。自从父亲带他见过金阁寺一面后,这座建筑便作为绝对美的化身矗立在他心中,占据了他的整个世界。而当他渴望与金阁寺共同享有美时,金阁寺又以其凛然不可侵犯的美将他拒之门外。二次大战的爆发给沟口带来希望,他渴望摧毁世界的战火也能蔓延到金阁寺,这样他们面临同样的被毁灭的命运,终于能够平等,也能拥有原本不可能的绝对世界了。于是这段时间成为他最幸福最充满希望的日子。“烧死我的火也会烧掉金阁寺的,这个想法几乎使我陶醉。在相同的灾难、相同的不吉利之火的命运下,金阁寺和我居住的世界终于化为同维空间了。”
可是战争结束后沟口才发现,金阁寺免于战火,岿然未动。超脱一切的金阁寺使他彻底绝望了。“‘金阁寺和我的关系断绝了’。我想道,‘这样我和金阁寺生活在同一世界的梦想也崩溃了。而且原先的、比原先更无可救药的状态开始了。美在彼、我在此的状态。只要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便永远不会改变的状态……’”战败使沟口意识到被梦想抛弃的残酷,为追回失去的梦境,重新拥有金阁寺,他开始绞尽脑汁,多方尝试。
因为看透包括金阁寺住持“老师”在内的世俗世界在金阁寺面前的软弱无力,他着手尝试“恶”的力量。当他听从美国兵的命令,将脚踩在一个娼妇身上时。不由对这种“恶”的实现感到一阵发自内心的喜悦。同时,在“坏朋友”柏木的诱导下沟口开始努力摆脱金阁寺的幻影,实现自己自在的人生,但这种努力也没有成功。金阁寺无所不在,它的绝对美抹杀了其余一切,任何事物在它面前均显得渺小,空虚、毫无意义,不摆脱它便无法开始真正的人生,而摆脱的办法是拥有它,于是主动采取行动毁灭金阁寺成为沟口唯一的选择。虽然几经动摇,但他最后终于烧毁了金阁寺,结束了缠绕自己的一切幻影、理念之源。
二战对日本的冲击无疑是极为巨大、广泛、深刻和持久的。日本在二战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战争的结束对日本来说即意味着既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被摧毁,传统中的最高价值观念被抛弃,思想领域也受到巨大冲击,尤其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给日本国民的心理投下了浓重而长久的阴影,“他们在急剧的转变中感到无法把握历史的进程和个人的命运,绝望并焦虑地承受着战后现实的沉重负担”。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整个日本社会笼罩着战败后的不安、困惑、抑郁和茫然,日本文学也从苦闷彷徨中诉诸于自我否定、非理性的东西,企图重新确立一种价值观念和逻辑体系。尽管没能拥有主导文学思潮的力量,但存在主义确实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战后派对战争强烈的自省意识和忏悔心理,还是无赖派怀疑自我存在价值的虚无感和否定旧有秩序的反叛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启发。对三岛来说,这种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下造就了《金阁寺》的创作。
《金阁寺》是根据真实的事情写成的。1950年7月2日清晨,金阁寺僧徒、大谷大学中国语专业一年级学生林养贤纵火烧毁金阁寺。翌日,这一事件成为日本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的特大新闻,震惊日本全国上下。事后,林养贤自供,他是由于对美的东西反感才纵火金阁寺的。
三岛由纪夫创作《金阁寺》的动机有两点:一是探究寺僧纵火的犯罪动机,二是剖析寺僧从被金阁的美所俘虏,到产生对金阁的美的反感,最后走向毁灭道路的心理历程。也许这是因为三岛在美与丑、爱与憎的价值颠倒问题上,与林养贤有着相通之处,他对林纵火金阁的动机就是“对美的反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自从金阁事件发生后的6年多来,他的脑子里经常盘旋着“金阁是什么?——是美”;“为什么烧金阁?——因为对美的反感”这一浪漫色彩的影子。这正是三岛展开其美学的最好素材,他终于萌生了以这一事件作为创作主题的念头。
三岛由纪夫对于金阁寺被烧毁感到非常惋惜,对这起非人性、反社会犯罪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对纵火犯和金阁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由此开始了创作。
《金阁寺》问世于1956年,三岛在动笔之前,曾特地前往京都,作了十分详细的采访和实地体验,从纵火者的经历,到金阁寺、警察局和法院的各种记录,再到禅寺建筑和宗教生活细节,他一概都不放过;他专程跑到林养贤的故乡舞鹤,体验北海岸边荒凉的风景,以便感知引发肇事者纵火的心路历程。在三岛的创作生涯中,还不曾有过如此精密细致的采访经历。如他本人所述,“凡能看的地方都看了,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估计有用的东西都详尽地作了笔记,就像采集植物和采集昆虫标本一样。”
作者创作《金阁寺》时正值他开始“自我改造”的时期。源于对孱弱肉体的自卑,三岛的“自我改造”首先是肉体改造。他积极地跟着健身教练进行锻炼,两年后就成果卓著并一直坚持(1961年9月出演细江英公写真集《普薇刑》的人体模特)。对肉体改造的痴迷,使他开始探索“行为”的意义。他把1950年“金阁寺放火事件”犯人林养贤的犯罪行为(对美的反感)看成是“向往美的行为”,然后又将自身的问题意识和文学动机融入其中,把它当作了赌上自己人生主题的新素材。他在《创作笔记》中写道:“林养贤是不写作的艺术家,犯罪的天才。”对于战后风潮感到违和的三岛,对“(把艺术)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年轻专家”天然地抱有了一种亲近感。
人性迷失
《金阁寺》以战争期间日本人主体性迷失为背景,体现了三岛对现代个体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入探索,也呈现了他对天皇制思想、战后民主主义思想认识上的复杂性。战后日本人因为战前绝对天皇制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处于一种精神和肉体、理想和现实的撕裂之中,切身体验了在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所遭受的精神之痛。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使现代个体意识到之前压抑自身主体性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并积极采取行动打破这一精神束缚。《金阁寺》揭示了造成现代个体身体欲望压抑的意识形态力量,其对个体身体欲望的大胆书写肯定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从而成为战后文学探索自我身份认同的一条路径。
《金阁寺》中,“我”最后烧毁了金阁,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对文明的背弃,对黑暗的回复,但何尝不可以从更高一层对它做出认识。这里真正烧毁的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个金阁,而是异己存在着的“金阁”。金阁只有在面临毁灭时,才与“我”亲近,向“我”呈报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此时“我”对金阁的崇拜心理消除了,金阁不再是偶像了。烧毁金阁,是对压抑人性、遮蔽存在的异化了的文明的象征性的当头棒喝,是对人的愚妄的断然否定和扬弃。这一极端举动,可促使人们破除对文化的盲目态度,回应一个更为切实、更为广大的世界,也恢复金阁在人们心中的真面目。
美学探索
金阁所代表的是一种超脱于俗世的美,而沟口在日本战败及鹤川死亡之后想要的则是一种堕落与更为自由的美。每当沟口想要进一步体味他所认为的美时,金阁便会冒出来对他形成阻碍,使他受辱。金阁以不容置疑的美的姿态,横亘在沟口与女人及未来之间,一次次否定了他的人生方式。沟口无法真正拥有金阁,金阁于他并非是可以逃避尘世喧嚣的象牙塔,而是具有很大虚幻性、欺骗性和控制性的魔爪,阻断了他想要拥抱浮华人生的梦想。这便是存在于沟口和金阁之间的最尖锐矛盾。有矛盾,必然会产生对抗。要摆脱美的控制,唯有毁灭美。沟口选择了最决绝、最壮烈的方式,来告别自己的信仰:一把大火,使他回到了真空状态。
三岛在《金阁寺》中,打破了传统真善美的模式,展现了一个美与丑、真实与虚幻绝对对立的美学世界。小说中的沟口是决绝的,拒绝妥协和含混状态,以另一种层面上的“纯粹”向这个世界宣战。沟口在内心里认为,美与伟大应该是纯粹的,不可能容下邪恶与欲望。因为与金阁是永远无法共存的,所以他果断地选择了毁灭。但实际上,世界上的大部分美与丑是共生的,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例如,收容沟口的金阁寺住持,在拥有善良一面的同时,又是色欲熏心和敢做不敢当的人。又如,柏木用欺骗、算计等黑暗因子,开拓出了自己的独特生存之道,拥有了美好的人生。美与丑的共生共存,致使沟口在这个世界上迷失了。他想要保持美与丑的纯粹性,可到底是选择美,还是丑呢?沟口陷入了两难。虽然沟口最终以不合作不妥协的态度向美开战,但他仍是迷惘的:“只顾拼命奔跑,自己也不知道该向哪里去。”
结合三岛后来提出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理论来理解,“金阁寺”就充当了三岛一直追寻的传统文化的承担者即“天皇”的位置。在战时沟口眼中的金阁寺是美轮美奂的,并幻想与之共同毁灭于战火之中,这时的金阁寺就是三岛心目中理想天皇的象征;战后,金阁寺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是沟口心目中的美的存在,于是他放火烧了它。三岛不满于战后现实,主张修改宪法,对“人间天皇”抱有很大的敌意,可以说,战后的“金阁寺”就是“人间天皇”的象征,三岛通过沟口将之付之一炬的行动,来完成内心“杀王”的愿景。从这个角度来看,“金阁寺”不仅是三岛由纪夫美学的代表,也是他后来提出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的雏形及抽象表现。
存在主义
小说最初的存在主义表现是偏于萨特式的。一个人只要基本做到了清醒,只要对自身的存在稍加逼视并提出疑问,就会产生“荒谬”的体验,并确立这种“荒谬”的合理性。沟口一开始的状态就是如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沟口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状态从根本上来说不是源于他对荒诞性的主观觉醒,而是先天的结巴引起的自卑这一客观条件造成的他与现实的隔断。因此,沟口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主义者,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了选择,但是他又和萨特说的存在主义者的方法论一样,认同自己的行为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作出的选择并引以为豪:“少年抱有一种难以拂除的自卑感,认为自己是悄悄被挑选出来的,这不也是理所当然吗?我总觉得这个世界的天涯海角,存在着我自己尚未知晓的使命在等待着我”。他寄情于金阁寺那种绝对的、虚无的、永恒的美,父亲的死,有为子的惨剧和战争等等,教给他的不是道德伦理的情感体验,而是对这个物质世界如此不可把握的困惑,这一过程中他思考的仅仅是美的问题。从意识的角度而言虽然可说是一种自主选择,但从行为上看来,仍然不免是消极避世的。然而,金阁寺最终没有遭受空袭的毁灭,令沟口感到“金阁与我断绝关系了,我和金阁共存同一世界的梦想崩溃了”,他心里的金阁在倒塌。
在被金阁拒绝后,沟口慢慢走上了一条与他过去所信奉的完全相反的道路,当他开始意识到肉体是不可能被意识所超越的时候,他便开始从精神生活中走向物质世界。于是对金阁感到失望后的沟口似乎总是在重复着相同的行为:意图行恶,想通过验证行恶是否可能来试着走进现实的生活,却总是在快要达到目的时被金阁的幻影所阻拦——这时的沟口仿佛成了西西弗的演绎者,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中寻求可以实现其生命价值的途径,此间他的存在主义道路也慢慢从萨特过度到了加缪。
自卑与超越
《金阁寺》中的主人公沟口,由于自身的缺陷而自卑,导致沟口走向了极端的过度补偿,最终一把火将金阁烧毁,走上了终极的自我毁灭。三岛如此形象地解释了沟口的行为,也阐释了自己的人生。作者认为,自卑情结是整个人类生来就有的一种情结,关键是人们如何去认识这种自卑对自身的作用,是默默忍受或者极力掩饰自卑,还是以足够的勇气去改变自己来超越自卑。
《金阁寺》中,存在着一条若有似无、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副线。这些副线人物对主人公沟口的成长及其思维的转变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以善恶为界,他们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父亲、鹤川为代表的光明、温暖型人物。他们总是将沟口往古典的、纯粹的美中引导,在沟口被隔绝之时,努力助其叩响通向外界的大门。另一类则是以柏木、金阁寺住持、母亲为代表的昭示着现世复杂与丑恶的人物。他们将自身的欲望,淋漓尽致地暴露在沟口面前,致使沟口对美产生了一种无力感。这些在现实生活美丑之间周旋徘徊的人物看似杂乱、分散地出现在沟口人生的各个阶段,实则是按照严格的顺序性和逻辑性依次出场。
沟口的父亲是一座寺庙的住持,他在沟口的精神世界里第一次树立起“美”的概念。可以说,父亲是沟口精神世界的引路人,在沟口与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充当着“调解员”。父亲的慈悲和纯粹,是沟口相信金阁之美、人世之美的基石。然而,父亲的老实、宽容,换来的却是母亲与他人的当面行淫。这是父亲的耻辱,更是美的耻辱。刚被缓和的矛盾,再次被激化。小说中,母亲的形象是以一种野性而具有诱惑的姿态存在着的。母亲引导沟口的人生向着欲望发展,她希望沟口能继承金阁。沟口对母亲,正如对欲望那般有着极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想拒绝母亲的丑恶,想与其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觉得母亲黝黑的脸上残存着隐秘的性感。在母亲身上,沟口初步感受到了欲望的美妙。但那时,他仍对金阁保持了一种敬畏感,所以母亲的希冀成了他叛逆的最大对抗目标,也成为了他自我分裂的助推器。
小说中人物矛盾的迂回,总是伴随着善恶人物的对抗。鹤川的出现,给沟口带来了鲜有的温暖。鹤川为沟口开启了一扇与外界沟通的小窗。他是善意的译者,过滤了沟口浑浊而黑暗的感情,将其转变成透明而又闪光的话语。但是,看似不会被任何丑恶所侵蚀的鹤川,却因爱情失败而自杀了。沟口与外界、与美的矛盾再一次激化,进而一发不可收拾。有内翻足缺陷的柏木,是用想法和行动征服沟口的人,他百分之百代表着现实世界。因为都有身体缺陷,所以沟口对柏木有着一种同类人惺惺相惜之感。这种难得的情感,使沟口对柏木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信任感。柏木是一个血腥而又独断的存在,他在沟口成长过程中展现的是完完全全的丑恶。
《金阁寺》这部小说中有许多相对立的概念和人物,如主人公“我”因口吃而分离的内界与外界、以及从中延伸出来的存在于“我”内面想象的金阁与将“我”隔绝在外的人生、美与丑、善与恶、父与母、鹤川与柏木等。这些概念本身包涵了复杂的含义,同时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金阁寺》这一小说的叙述空间。小说的主人公“我”因口吃而被隔绝在现实世界之外,因此形成了“我”的内面世界和现实世界两个对立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金阁代表了“我”封闭的内心世界里绝对的美的存在,因口吃将“我”拒绝在外的外界以及外界中的所有在者的总和,被“我”视之为“人生”。在“我”心中始终有两种相反的愿望:一方面渴望打破与外界的隔阂,走向现实的人生,另一方面沉浸于内心世界中对金阁的绝对崇拜。与这两种愿望相对应的,金阁与人生是两不相容的。“我”认为金阁既“从人生中阻隔我,又从人生中保护我”,因此要走向人生,便必须将金阁烧毁。
这部小说从连载开始就好评如潮,单行本畅销15万册。新潮文库刊行的文库版,截至2020年11月,累计销售近362万册,经久不衰。在海外,以1959年的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翻译的英译本为首,世界各国争相翻译出版,得到了媒体和读者的极大关注,获得1964年第四届国际文学奖第二名。
早在1956年《金阁寺》刚发表时评选国际文学奖的过程中,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的文学副刊将《金阁寺》与莫拉维亚及波伏瓦的作品同时刊登出来,还成为《萨塔拉评论》的推荐图书。
即便是之前对三岛持有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日本旧文坛主流和左翼作家,都给予了这部作品很高的评价,由此奠定了三岛由纪夫作为日本文学代表性作家的地位。日本文学评论界大多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抒情诗,是战后文学的纪念碑,足可作为小说创作的教材。但也有人认为是“心理小说”“观念小说”。
《金阁寺》在朝日新闻社的问卷调查中被选为1956年度最佳作品,并获得了第八届读卖文学奖(小说类)。
1958年,市川昆将该小说改编为电影《炎上》,该片获1959年日本蓝丝带奖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日本《电影旬报》电影奖最佳男演员。
1976年,高林阳一也执导了改编自该小说的同名电影。
2023年,改编自该小说的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创作实践剧目《生之烬》上演。
日本评论家奥野健男:这是三岛文学中的最高水平,三岛美学的集大成。可以说,《金阁寺》在战后文学史的潮流中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任务。
日本评论家中村光夫:《金阁寺》即使放在日本现代小说佳作系列里也是可以当之无愧的。《金阁寺》具有一种力量“令读者脱离其日常生活而游荡于作者所生活的观念世界之中”。
日本文学批评家三好行雄:该作具有一种“微观宇宙那样将时间、空间有章法地体系化的切实的触感”。
中国作家莫言:“我认为《金阁寺》简直可以当作三岛的情感自传。沟口的卑怯的心理活动应该是三岛结婚前反复体验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