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鼎六年(前111年),奉命出使西南。
元封元年(前110年)父死,遗嘱继志著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年),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公孙卿、壶遂等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
天汉三年(前98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获罪入狱,处以腐刑。
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任中书令。
征和二年(前91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史记》《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等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韩愈:“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