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背景

一方面，隋文帝作为雄图大略的政治家，北周既不能统一天下。又迅速走向腐败而亡国，其历史教训需要总结，以为借鉴，从而励精图治，以适应长期分裂的祖国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隋朝的建立和巩固，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自为以杨氏为首的汉族关陇士族集团和汉化的鲜卑族士族集团，以及北齐灭亡后降周的（太行）山东士族集团和南朝灭亡后降隋的南方士族集团，虽然失势没落。毕竟还在各地政治上经济上有着相当大的实力和影响，仍然是新的统治集团营垒中一个不能不依靠的组成部分，在新政权内部需要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位置；同时，他们还仍然占有很多部曲、奴婢，荫庇着众多的附户、荫户、浮客，严重地影响着政府的赋役财政收入，需要清理和整顿。此外，一般庶族地主以隋统一后政治形势为契机，经济力量在迅速增长，也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农民是基本群众，是地主阶级及其地主阶级政权剥削的基本对象。要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必须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既要地主阶级能够接受，又要减轻剥削。隋文帝出于顺应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

改革内容

政治改革

确立三省六部制

隋文帝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

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简化地方官制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公元590年隋文帝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修订开皇律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隋文帝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经济改革

领均田令

隋文帝杨坚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开皇三年，清理出阴漏丁男44.3万人共计164.15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

设置粮仓

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改革货币

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隋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禁用古钱和杂钱。五株钱“所在流市，百姓便之”使货币得到统一。开皇时，又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秤三斤为一斤，采冀州刺史赵哭所定的“铜斗铁尺”。“车书混一，甲兵方息。”颁行全国，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除此之外，隋文帝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隋文帝鉴于前此币制的混乱，“除入市之税”，“县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礴，这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军事改革

府兵制度

主要是对府兵制度的改革，要点是府兵的组织系统和兵役制度两个方面。当府兵者除保留军籍外，还同其家属编入州县户籍，与民户一样申请土地。平时生产，每年轮番到京城担任守卫，战时打仗。府兵家属不再跟随府兵调动而流寓无定，有利于社会生活安定和增加生产，这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使府兵制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

建设改革

太陵

隋文帝的太陵始建于隋仁寿四年，实际上是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墓。陵冢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底部面积为26560平方米。陵冢顶部平坦，呈长方形，东西长48米，南北宽38米。陵冢底部四周已被挖掉3~5米，现残存东西长166米，南北宽160米。陵冢周围原筑有夯土城垣，现已基本毁坏，唯北城尚有残墙，长约130米，最高处1。2米，残存宽5。5米。夯层清晰，夯窝明显。经初步钻探，陵垣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总面积49。29万平方米。垣墙的四角及中部都发现有大量的砖瓦残片，应是当时建有阙楼和城门的残迹遗存。

大兴城

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以长安城“雌残日久”，在城东南龙首山创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名叫大兴城。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系国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肴，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竟锥刀之末”成为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

隋于汉长安城东南筑新城，名大兴城，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即唐长安城。隋朝开国之初，都城仍在长安旧城，因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隋文帝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故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开皇二年（582）正月，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大兴城，翌年三月竣工。宇文恺参照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把龙首原以南的6条高坡视为乾之六爻，

并以此为核心，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六坡"是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政权机关和寺庙都高高在上，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除居民区外，则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了城市的水域。大兴城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了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外郭城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大兴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为巨大的城市，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王国都城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6.2倍。

在此之前，从秦汉一直到南北朝，都城之中的城市格局，没有章法，没有布局，皇宫、官署、民居，交错相处，十分杂乱。至大兴城之后，都城的均衡对称格局开始形成，街道整齐划一，南北交错，东西对称，大街小巷，井井有条。皇宫、皇城、民居三个部分相对分开，界线分明，既安全，又实用。

大隋开皇盛世气象恢宏磅礴，隋文帝下令修建首都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 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计户口380万户。唐玄宗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

隋文帝开创的“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大隋王朝存在的时间有37年（即从581年到618年），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唐朝到630年也未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拖延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取得空前辉煌的胜利。

社会评价

《剑桥中国隋唐史》：“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隋朝京城及各地的粮仓，大的可储粮千万石，小的也储粮几百万石，都储满了谷物。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国库中，储存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隋文帝临终时，天下仓库的积储可供全国五六十年正常使用。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争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史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陈光崇：隋书列举了隋文帝的主要政绩以后，称赞他为“近代之良主”，并且指出他素无学术，诛废功臣，听信谗言，用法严峻等缺点。虽不失为持平之论，但不能说明隋文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社会影响

隋文帝致力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给予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的深远的影响。隋文帝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上，对周边各民族政权，尽可能使他们臣服，维护国家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