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统称为“白人”。他称有民家、那马、勒墨、勒布等60多种。过去汉族称之为“民家”，以与“军家”相别，元、明史籍称之为“白人”或“僰人”，纳西语称之为“勒布”、“那马”，傈僳语称之为“勒墨”，藏语称之为“勒波”，彝语称之为“娄哺”、“洛本”、“罗基颇”，贵州一带的白族有“七姓民”、“九姓族”、“罗苴”、“龙江人”、“南京人”等不同称呼。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11月，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以“白族”作为统一族称。
白族属于氐羌系统的一支，其族源是多元的。白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世代居住于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洱海人和昆明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其外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皆氐类也。”嶲即嶲唐，楪榆即叶榆，即洱海地区，可知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是昆明人，处于尚未定居的游牧社会。白族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属于先秦时期氐羌系统南下族群中的一支，其远祖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僰人。公元前3世纪，僰人之名始见诸记载，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秦汉以前僰人的分布地区，北有僰侯国，南有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数十小国，包括了北边的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和南边的滇国（今滇池周围）等广大区域。滇国的主体族是僰人，亦称为“滇僰”。汉晋时期，滇池地区仍为僰人所居，并逐渐向洱海地区迁徙。而蜀中迭经战乱，蜀人（包括蜀族和其他民族）四散，引起了民族的迁徙。其融合到滇池地区即滇僰的称“叟”，叟人逐渐占据了原来僰人的分布区域。东汉末年，其他部族逐渐迁入洱海地区。晋代洱海区域出现了“上方夷”和“下方夷”，洱海区域居民成分及分布有了很大变化。“上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北部的昆明人，“下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南部的哀牢、僰人、汉姓等。唐代初期出现了乌蛮、白蛮，它包括了洱海区域哀牢、昆明、西洱河蛮（又称河蛮）、云南蛮、僰人等众多部族。汉唐间，大姓爨氏兴起于南中，爨氏又分为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两部分，南诏阁罗凤时期，徙二十余万户西爨白蛮于洱海地区；在明代碑刻中仍可见到，寸、王、赵、杨四姓都认为在南诏以前他们的原籍在滇池地区，原籍“西爨故地”。由此可见，洱海地区的白族人民与西爨白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到公元8世纪，南诏统一洱海区域进而建立起包有云南全部的强大政权，加速了白族共同体的形成。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舜）立，自号“大封人”。“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白族的形成。从以上可以看到，从秦汉洱海人（西洱河蛮）、昆明人——东汉僰人——晋代上方夷、下方夷——唐代白蛮、封人、白人——白族，白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是以土著居民洱海人（西洱河蛮）、昆明人为主体，融合了僰人、哀牢人、西爨白蛮等成分，甚至融合了一部分汉族，最终于公元8世纪形成为白族。
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考古发掘的“苍洱遗址”来看，“其本质导于华北之仰韶、龙山文化”，是一种“地方色彩甚重”的区域性文化。尤其是遗址中所出土的双孔半月形石刀充分说明了苍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与区别。这种双孔半月形石刀形式与内地相近，内地石刀的刃大部分开在凹面（即“弓弦”），洱海区域的石刀的刃则开在凸面（即“弓背”）。这时期，还在台地上发现了半穴居房屋等居住遗迹，说明最晚在新石器时期，洱海区域已有人类居住，他们傍溪流而居，经济活动虽然仍较原始，但已经出现了纺织和渔猎活动，当时可能还出现了原始农业的形态。宾川白羊村遗址（公元前1820±85年）表明粮食作物是当时重要的食物来源；大量的兽骨和角器反映当时狩猎和纺织均占一定地位。剑川海门口遗址（公元前1150±90年）标志着白族先民步入一个崭新的青铜器时代。祥云大波那遗址（公元前465±75年）表明当时已处于比较定居的农业社会。在稍后发现的祥云检村遗址（年代为上限战国中期，下限西汉早期）还出土了两件铁器，为数虽很少，但说明此时铁器已开始出现，铁器的出现较之青铜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随着洱海区域进入青铜时代，中原商王朝势力所及范围已到达今川滇一带地区，白族先民开始大规模地和中原发生经济文化交往，从此开辟了白族文明史的一个新纪元。
春秋时期，西南夷地区和秦国、楚国都有联系，战国时期，和楚国的联系更为密切，甚至有“庄蹻王滇”的说法，楚韵遗风仍可见于今天的白族生活中；而汉文化的影响则贯穿于白族发展的始末。
秦代，中央王朝开始在西南夷地区设立郡县，洱海地区同祖国内地关系日益密切。秦以前，西南夷包括七个大的部族区域，其中滇分布于滇池区域，昆明分布于洱海区域，西僰分布在川南、滇东北一带。各部族自成区域，又相互联系。秦统一全国后，着手开发西南夷，首先表现为通道，即修筑“五尺道”。该道从今四川宜宾出发，经滇东北而入滇池地区，是官方修筑入滇的第一条道路，它连通了僰青衣道、僰道，为云南与中原的交通联系打下了基础。其次设郡，就是具体实施推行于全国的郡县制度。最后置吏，即对西南夷地区委官进行统治。尽管秦对西南夷的经营是短暂而不深入的，但却有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云南从秦代开始，就已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
汉代，汉武开边，但在洱海地区遭到了昆明蛮的阻挠。公元前109年，西汉在此设立了叶榆、云南、比苏、嶲唐等县，属益州郡管辖。公元67年，东汉在此设置“益州西部都尉”，管理哀牢地区和洱海区域。公元69年，单独设置永昌郡，洱海区域分属云南、邪龙、叶榆、比苏、博南等5县。蜀汉时，诸葛亮征服南中，设庲降都督，下辖南中7郡，洱海地区设置的县并未改变，但分属云南郡和永昌郡。两晋南北朝时期，洱海地区的郡县管理时分时合，旋置旋改，但基本上因袭了两汉的县制。中原王朝开设郡县、移民实边等一系列的措施，既加强了对当地的治理，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器，促进了洱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东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根本性提高，从中原引入了水稻种植技术和牛耕技术。
隋代，设立南宁州总管府对云南实行了短暂的统治，爨氏大姓世据南中。
唐代前期，对云南地区实行羁縻统治政策，洱海地区归姚州都督府管辖，下设髳州、宗州、匡州、曾州、尹州、蒙舍州、阳瓜州、浪穹州等20多州。公元7世纪，唐朝和爨氏为争夺对滇池地区的控制权，矛盾趋于激化。同时唐朝还面临来自吐蕃的威胁。此时，六诏兴起于洱海地区，位于六诏之南的蒙舍诏在唐王朝扶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
南诏国时期，洱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南诏国是乌蛮与白蛮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即彝族先民和白族先民共同建立的奴隶制政权。此时云南的部族分布状况是：以滇池为中心的地域是爨地，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域则主要分布着乌蛮（“六诏皆乌蛮”）和白蛮（主要分布于洱海周围）。六诏之一的“蒙舍诏”兴起于蒙化（今云南巍山）后，在唐朝支持下占领了经济发达的白蛮地区，并灭五诏，统一了洱海区域。随着南诏势力的壮大，南诏国与唐王朝对滇池地区的争夺日益尖锐，南诏数次进犯成都，并与吐蕃约为兄弟之国，南诏逐渐成为唐王朝在西南地区的重大威胁，加速了唐帝国的瓦解。南诏国的政治区划包括十赕、七节度、二都督，洱海区域即为十赕之地，是南诏国的统治中心。洱海以北的广大地区则属剑川节度使管辖。南诏国王室成员是乌蛮贵族，而其统治基础，包括统治阶级中的大批高官显贵如清平官、大军将、军将等，则是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较发达的白蛮。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舜）立，自号“大封人”。
南诏政权建立后约250年间，同唐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使节往来不绝。但由于南诏统治者对内进行残酷压迫，连续地对外发动掠夺战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不断引起奴隶暴动和起义，到902年崩溃。937年，以白族段氏为主体，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领主制政权。大理地区与中原的联系一直很密切，“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加强了大理地区的对外联系，并在沟通中外联系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大理国时期是白族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创造了辉煌的白族文化，大理地区步入封建领主制社会。
大理国时期，佛教昌盛，出现了儒、释合流的“释儒”，大理地区被称为“妙香古国”。南诏以后，大理地区在社会生产方面有长足发展，普遍采用“耦耕，二牛三人法”的耕作技术，这是西汉时赵过在中原推广、曾在我国农业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深耕技术。农作物、蔬菜、水果的品种都极为丰富，分别从内地、西域、印度传入。在畜牧业方面，养马业最为发达，大理马驰名唐宋两代。冶炼技术也很有名，兵器制作技术精良，“铎矟”和“浪穹剑”、郁刀、大理刀闻名一时。
1253年，蒙古贵族发兵击灭大理段氏政权。在云南设置的元初五城中，大理地区属于合剌章。1256年，设立了大理总管府，下辖大理上万户府、大理下万户府。1258年，兀良合台率军从云南经广西，直捣南宋后方的潭州（今长沙），预期与蒙哥及忽必烈三路大军会师鄂州。由于云南的蒙古军伤亡很大，加之要留一部分兵力镇守云南，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兀良合台在大理白族地区大量佥发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以白族为主），组建了一支两万多人的“爨僰军”（亦称为寸白军），由段福率领从征。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兀良合台不再得到重用，于是“爨僰军”一部分军士辗转回到了大理，而其中一部分军士则流落在长江两岸，成为湘西、鄂西白族的来源。1274年改设行省制度后，大理地区分属大理路、鹤庆路，并以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领之。
明代，卫所屯田，改土归流。1382年，蓝玉、沐英攻克大理地区，设立三司，广泛推行卫所制度，对白族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大理地区分属大理、蒙化、鹤庆等府，并在军事上设置了大理、洱海、大罗、蒙化四卫以及永平、鹤庆二御，共辖30个千户所，是卫所集中分布的一个重要统治区域，充分体现了大理地区的重要性。伴随封建统治在大理地区的日益深入，汉文化的传播通过汉族移民和儒学教育等途径，深刻地影响到白族文化。据万历云南通志、万历赵州志等方志记载，明初白族地区已是“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类，悦习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庠序星布，教化风行，至于遐陬僻壤，莫不有学”。表明汉文化对白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冠婚丧祭、宫室建筑、生产生活等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体现最为典型，兴起了白族知识分子士绅群体。在社会生产方面，已经广泛使用水车灌溉。祥云的“地龙”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地下水和山阱流水灌溉农田，使得干旱的荒地变成了大片农田，时人谓之“云南（指云南县，今云南祥云）熟，大理足”。
清代，多依明代旧制而时有改易。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蒙化直隶厅以及丽江府之鹤庆州、剑川州。清代继续因袭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但在边远地区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通过他们对边远地区各族人民进行统治。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部分边远山区的白族人民还受着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1797年，大理、赵州、邓川等10余县因“盐案”事件引起大起义，有白、彝、回、汉等各族参加，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者。清咸丰六年(1856年)9月，大理爆发了以回族为主体、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广大白族人民踊跃参加义军，坚持抗清斗争达18年之久，给予腐败的清政府以沉重打击。
1842年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他们同中国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一步一步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近代以来，白族地区的商业资本开始得到发展。先后出现了“福春恒”、“兴盛和”、“云丰祥”、“洪盛祥”等大商行，分为鹤庆、喜洲、腾冲等商帮，他们由印度、缅甸、越南等地运进美、英、法等国的洋纱、洋布及各种洋货；从国内搜运黄金、白银、石磺、黄丝、猪鬃及其他农副产品。他们在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活动中发展起来，又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白族地区后，垄断了白族地区进出口的主要物资，控制了市场和物价，不仅窒息了白族商业资本的发展，同时使许多中小商户纷纷倒闭，加深了白族人民的苦难。白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白族人民曾经举行过多次英勇顽强的起义斗争。在李文学起义、杜文秀起义、镇南关大捷中，白族人民与彝、回、汉等各族人民并肩战斗，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志。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遍及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给白族地区以巨大影响，民主革命的新思潮迅速传播开来，宣传马列主义的一些报纸刊物先后传进白族地区。在党的教育下，许多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女投身革命运动。1921年第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张伯简同志，曾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回国后，在上海、京汉铁路进行革命活动，参加和组织了省港大罢工，后因积劳成疾，在广州病逝。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入党的还有徐克家、王德三、赵琼仙(女)等同志，他们曾分别参加了北伐和广州起义，被党派到云南领导革命工作，组织工人、农民、学生起来斗争，后来都不幸被反动派杀害，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1936年4月，由任弼时、贺龙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一、二方面军，长征经过白族散居的湘鄂西地区，领导白族人民打土豪、分财产，进一步播下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白族周保中将军远赴东北，同汉族、朝鲜族人民一道组织抗日联军，担负重要领导工作，坚持敌后斗争十余年之久，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解放战争时期，白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4月在剑川发动武装起义，解放了剑川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进军。
新中国成立前，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总的说来，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在一部分坝区特别是少数市镇和公路交通沿线，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在一部分山区尤其是高山分散地区，还存在封建领主以及原始公社、奴隶制残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白族获得官方认可的民族身份，白民族的民族意识被官方认可和强化。1956年11月，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历史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宽松的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下，许多隐匿的白族人公开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当前社会大转型的情况下，白族又面临文化传承后继乏人的困境。
白族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较为发达，生产水平基本与周围汉族相同。
在苍洱新石器遗址中已发现沟渠的痕迹。而在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遗址中发现居民已从事饲养家畜和农耕的遗迹。春秋、战国时期，洱海地区已出现青铜文化。蜀汉时，洱海地区已发展到“土地有稻田畜牧”。唐代白族先民已能建筑苍山“高河”水利工程，灌田数万顷；修治高山梯田，创建了邓川罗时江分洪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总的来说，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在一部分山区尤其是高山地区，还保持着封建领主制、奴隶制以至原始公社残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白族主要聚居的大理中心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相同的方式，于1953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残存着封建领主制的沪水、六库等土司统治的白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完成民主改革。在碧江、福贡等人数不多和阶级分化不明显的白族地区则主要发展经济和文化，逐步完成改革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白族聚居区发展很快。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白族人民已经有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教授、作家、医生和各类科研人员。白族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繁荣。
本主崇拜是白族全民信奉的宗教。本主白语叫“武增”，是“本境福主”的简称，意即“我的主人”。他们是白族村社的保护神，有的一村供奉一个本主，也有几村供奉同一本主的情况。只要和白族村社有密切联系的人和事物都可以成为本主，所以在本主神祇中既有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的山川树木、虫鱼鸟兽之神，也有佛道之神、儒家典范人物及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既有王室、贵族，也有英雄、平民；既有白族人物，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物。这充分体现了本主崇拜兼容并蓄的特点。每位本主都有自己的节日，就是本主庙会。在白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不仅节庆、重大事件都要到本主庙去献祭，举凡婚丧喜庆、疾病灾害、出门远行等，也要到本主庙祭祀，以祈求本主神的保佑。
此外，道教、基督教在白族群众中也有一定影响。
白族的服饰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在其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白族人崇尚白色，服饰款式各地略有不同，以白色衣服为尊贵。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白族先民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僰人“头饰羽翎”。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舞蹈图像中，舞者全戴羽冠，顶插长翎，上身裸露，下着兽皮羽毛带状裙。洱海地区，唐初白族先民之一的西洱蛮，男女以毡皮为披，女子絁布为裙，男女赤脚。《云南志》卷五云：“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妇人，一切不施粉黛，以酥泽发。贵者以绫锦为裙襦”。“若子弟及四军罗苴以下，则当额络为髻，不得戴角；当顶撮髽髻，并披毡皮。俗皆跣足，唯头囊特异耳。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曹长以下得系金佉苴（即腰带）”。“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即虎皮）”。南诏王室及清平官、大将军，已效汉服，上衣圆领宽袍大袖，下着宽裤紧腿，有靴。诏王头囊为钟鼎式，文官头囊为黑色莲花式，武官为虎头式。
大理国白族服饰，王室及官员皆衣绫罗绸缎。元代，服色，“略本于汉”，“男人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酥泽其发。以青纱分编绕首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绣方幅，以半细毡为上服”。
大理等中心地区男子一般缠白色或蓝色包头，上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下穿白色、蓝色长裤。洱海东部白族男子则外套麂皮领褂，或皮质、绸缎领褂，腰系绣花兜肚，下穿蓝色或黑色长裤。出门时，常背挂包，有的还佩挂长刀。
明清以来，白族服饰，一般说来，男子的服装各地大体相同，妇女的服饰则各地有着差异。
女子服饰各地有所不同。大理一带多用绣花布或彩色毛巾缠头，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外套黑丝绒领褂，右衬结纽处挂“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穿蓝色宽裤，足蹬绣花鞋。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巾的包头。在白族姑娘的头饰上，蕴含着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词语，它就是：风花雪月。解释：白族少女的帽子，垂下的惠子是下关的风；艳丽的花饰是上关的花；帽顶的洁白是苍山雪；弯弯的造型是洱海月。
妇女头饰更是异彩纷呈：大理一带未婚女子梳独辫且盘在花头帕外面，再缠上花丝带等，左侧垂着一束白绦穗；婚后发辫改为挽髻，盘在头顶，外包扎染或蜡染的蓝布帕，缠素色布条。凤羽、邓川、洱源的姑娘喜戴“凤凰帕”；有的地方则头包花毛巾或只将辫子盘头上，再缠一束红头绳；有的地方头饰为“一块瓦”；有的地方头上用多块头布相叠覆盖，最外面的一块布上绣白族人民喜欢的图案。再外缠多种颜色的头绳，格外美观。妇女们都喜戴玉或银手镯、坠耳环。城镇居民多穿汉族服装，青年人爱着时装。
寿鞋：云南省洱源县的凤羽坝子里，白族姑娘、媳妇，从小就有学做寿鞋的习俗。不会做寿鞋的妇女，常被人们笑为无能。寿鞋，用大红色的绸缎或布料制成。鞋头拼有寿字图案，图案下用蓝色的丝线绣着一枝素雅的针叶松；鞋帮后跟是对称直角三角形图案；鞋底的三层底。穿寿鞋标志着人已进入高年，福禄双全。才人一般在六十花甲寿日开始穿第一双寿鞋。
语言
白语是白族的民族共同语。中国民族语言学界一般认为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白语和汉语的关系更为密切。20世纪50年代白语方言调查以后，将白语分为大理（南部）、剑川（中部）和怒江（北部）三大方言。其中，怒江方言原称碧江方言，因怒江州碧江县于1986年撤销，故又改称怒江方言。也有将白语三大方言改称西部（怒江）、中部（剑川）、东部（大理）的新意见。两种提法所涉及的方言区域划分基本一致。
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相比，白语的方言总体上看差别不大。各地白语的语法系统基本一致，词汇大部分相同，只是在语音上有一定的差异。语言使用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委文宣司合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的材料，大理方言的使用人口约53.19万，剑川方言的使用人口约42.37万，怒江方言的使用人口约4.1万（以上据1982年人口材料）。按2000年的人口普查材料，大理方言的使用人口为60余万人，剑川方言的使用人口约50万人，怒江方言的使用人口约10万人。再加上省内其他白族聚居区的白语人口（包括大理一带以白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回族人），白语的使用人口约有130万左右。白语三个方言之间，剑川方言和大理方言比较接近，除了一些方言词和语音的差异外，一般都可以相互通话。怒江方言和上述两种方言（特别是大理方言）的差别较大，通话有较大困难。一般认为，怒江方言最为“古老”，受其他语言（主要是汉语）的影响较少，剑川方言次之，大理方言受汉语的影响最大。
白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都以白语为主要交际工具，县以下白族聚居区群众活动都使用白语。由于受白语影响，大理州境内的一些汉族人口也兼通白语，居住在大理市境内的回族也以白语为主要交际用语。怒江州的兰坪县城内，由于多民族杂居，而白语影响又比较大，白语因此成为当地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之一。从分布地区看，居住在平坝地区以及城镇附近的白族居民一般兼通汉语，多为双语人。而边远山区、交通阻塞地区的白族群众只通白语，如洱源西山、剑川象图等白族村寨，白族居民大多不懂汉语。从人口构成来看，白族青壮年男子因有相对较多的机会接受汉语文教育，加上普遍有外出务工的习惯，因此一般兼通汉语，而妇女懂汉语的比例要低得多。白族地区的电影、广播、电视和报纸都使用汉语文，民间文艺活动则以白语为主。学校教育方面，白族各聚居区的中小学都用汉语文授课，小学低年级则普遍使用白汉双语进行教学，一些地方的小学高年级也仍用白语作为教学辅助语言。从历史发展情况看，白族地区的白汉双语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产生白语人口大规模转用汉语、白语功能大规模萎缩的现象，这都说明白语的使用和功能是基本稳定的。可以肯定，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内，白语仍将作为白族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民族特征而存在。
文字
白族有两种民族文字，即老白文和新白文。老白文是在汉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白文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拼音文字。
白族在长期使用汉语文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很早就开始借用汉字来记录白语，到南诏中后期，又通过增损汉字笔画域仿照汉字的造字法将汉字偏旁部首组合成字等办法，创造了“白文”，用来书写本民族的语言。这种文字历史上又称为“僰文”，为了和建国后创制的拼音白文相区别，又称“老白文”、“古白文”、“方块白文”或“汉字白文”。它是一种典型的汉字系文字。
白文形成以后，一直在白族民间使用。由于南诏、大理国两个民族政权都以汉文为官方文字，没有对白文进行规范和推广，因此，白文一直没有能发展成为全民族通用的文字。但从南诏到明代400多年的时间里，白文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不仅白族民间掌握白文的人很多，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经常使用白文。从文献材料看，不仅被用于书写各种碑刻铭文，还被用来书写历史著作、文学作品，说明白文的流传使用是较为普及的。明代以来，虽然白文仍在白族民间使用，但它的使用范围已大大地缩小。流传至今的只有唐、宋、元、明、清各代为数不多的白文碑铭和书面文献，且明代以前的十分少见。一般认为这与明代在云南推行文化，大肆焚毁民族古籍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创制的白族文字一般称为新白文或拼音白文，是一种以拉丁字母为符号基础的拼音文字。1958年设计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采用拉丁字母，字母次序、名称、书写方法、读音都和汉语拼音方案大致相同。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该方案制订以后，并没有得到试验和惟行。1982年，又在1958年方案的基本框架内进行修订，制订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以中部方言（剑川）为标准音。这个方案在剑川县受到普遍欢迎，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其他方言的特点，该方案在其他白族地区的推广情况并不理想。1993年，又制订了试行的“白文方案”（修订稿）。该方案确立了两个基础方言并存的认识，形成了两种文字变体并用的新的文字方案。该文字方案制订以后进行了试验和推广，在剑川、大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根据《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所载，南诏时已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庙、西洱河等记》的历史著作。大理国时期也有《白史》、《国史》，都已失传，仅《白史》片断散见于明代碑文中。元代白族史书《白古通》、《玄峰年运志》虽已失传，但都是明代云南地方史著作《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的蓝本。根据史籍考订洱海地区历史的，有明代白族学者杨士云的《郡大记》，该书为另一白族学者李元阳采入嘉靖《大理府志》，是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的底本。清代白族史学家王崧在总纂道光《云南通志》时，汇集了记载云南的书籍61种，编为《云南备征志》，取材广泛，体例谨严，是研究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南诏有自己的历法，明代白族学者周思濂所著《太和更漏中星表》以及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等，都是总结了古代天文和医学的代表作。
唐代建筑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高近六十米，分十六级，造作精巧，近似西安的小雁塔。剑川石宝山石窟，技术娴熟精巧，人像栩栩如生。它具有我国石窟造像的共同点又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在我国石刻艺术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元明以来修建的鸡足山寺院建筑群，斗拱重叠，屋角飞翘，门窗用透雕法刻出了一层层的人物花鸟，巧夺天工，经久不圮。它们都出于有名的“剑川木匠”之手。白族的漆器，艺术造诣很高，元明两代王朝政府所取的高艺漆工，大都从云南挑选；大理国的漆器传到明代，还一直被人视为珍贵的“宋剔”。
白族的雕刻艺术闻名于世，主要体现于石雕和木雕。石雕以剑川石钟山石窟和大理国经幢为代表。开凿于南诏大理国年间的剑川石钟山石窟是中国南方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享有“西南敦煌”的美誉。大理国经幢，又名“地藏寺经幢”。经幢造型优美，雕刻技术精湛，具有密宗佛教造像的特点，被誉为“滇中艺术极品”。白族木雕主要运用于宫廷庙宇、民居建筑的装饰上，尤以剑川木雕最为出名。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堂门和木雕屏风就是出自剑川木匠之手。
白族碑刻历史悠久，数量众多，重要的碑刻有《南诏德化碑》《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元世祖平云南碑》《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等，是研究白族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古代白族有音乐舞蹈相结合的踏歌。民间流传的《创世纪》长诗，叙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追述了白族在原始社会“天下顶太平”、“不分贫和富”、“百姓肥胖胖”的没有阶级压迫剥削的平等生活。南诏白族诗人杨奇鲲的《途中》、杨义宗的《题大慈寺芍药》、《洞云歌》等诗被称为“高手”佳作，收入《全唐诗》中。《望夫云》、《蛇骨塔》、《杀州官》、《钩日头》等文学作品，歌颂了古代白族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南诏有名的《狮子舞》，在唐朝时已传入中原，《南诏奉圣乐》在唐朝宫廷里被列为唐代音乐14部之一。《白族调》是流传甚广的“三七一五”（前三句七言，后一句五言）的格律诗。15世纪中叶，有些文人应用这一民歌形式写下了有名的诗篇，如杨黼的“词记山花碑”。白剧“吹吹腔”是在早期“大本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白族绘画艺术丰富多彩。《张胜温画卷》，大理国画工张胜温创作于大理国盛德五年（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是世界佛教图像画中的珍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节日和佳期。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在大理城西的点苍山脚下举行。最初它带有宗教活动色彩，后来逐渐变为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
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五在白族屯寨举行。
绕三灵，农历四月下旬，为期三四天。
石宝山歌会，农历七月末的在石宝山石钟寺举行三天；
剑川骡马会
本主节
蝴蝶会
茈碧湖歌会
海西海歌会
朝鸡节，农历一月初一至十五在宾川鸡足山举行；
耍海会，农历八月初八在大理才屯举行；
葛根会，农历一月初五在大理三塔寺内举行。
白族住屋形式，坝区多为“长三间”，衬以厨房、畜厩和有场院的茅草房，或“一正两耳”、“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瓦房，卧室、厨房、畜厩俱各分开。山区多为上楼下厩的草房、“闪片”房、篾笆房或“木垛房”，炊爨和睡觉的地方常连在一起。
白族家庭里，儿子成婚后即与父母分居。白族同宗同姓不通婚。
白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活动比较自由，他们通常利用劳动、赶集、节日活动及赶庙会的机会谈情说爱，通过山歌试探对方，抒发感情，寻觅自己的意中人。
当白族青年男子向姑娘求恋时，姑娘如同意，要向男方送粑粑；婚礼时新娘要下厨房制作“鱼羹”；婚后第一个中秋节新娘要做大面糕，并以此表现新娘的烹调技艺。婚礼期间讲究先上茶点，后摆四四如意（即四碟、四盘、四盆、四碗）席。白族好客，无论平时或节日，若有客至都要先奉沈茶，并且连斟三道，称三道茶。为客人斟茶不能斟满，民间有“酒满敬人，茶满欺人”之说。
背婚是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白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婚俗。每逢十字路口、三岔道或人员集结的地方，陪宾们便停下来，把嫁妆码成两大摞，让新郎背着新娘围着嫁妆绕“8”字。
白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婚礼隆重、热烈。按传统风俗，举行婚礼这天，新郎和小伙子们必须骑高头大马去娶亲。新娘娶回后要拜客，由新郎、新娘对家庭中的长辈一一敬拜，然后是请客吃饭。新郎、新娘要陪客人进餐，这时，客人们可向新婚夫妇出难题，也可以让他们表演节目，婚礼被喝彩声和欢笑声笼罩着。最有特色的是在婚礼上燃起辣椒粉，于是在欢声笑语中许多人都打喷嚏、咳嗽，热闹无比。
白族的婚姻共有三种形式：一是嫁女儿到男家，这种形式占大多数；二是招姑爷上门，这种情况主要是女方父母没有儿子，即使有也是痴憨病残等，所以才招姑爷上门。上门的姑爷必须改换为女方的姓氏，再由女方长辈重新取名；三是卷帐回门的形式，即男女双方结婚后七日，妻子带着丈夫携帐子、被褥回女方家居住。因为女方家虽有兄弟，但年龄太小，父母年迈，只好“卷帐回门来赡养老人和照顾年幼的弟妹。等弟弟长大结婚后，男方这才带着妻子回到男方家生活。这三种婚姻形式由来已久，至今沿用。但不管属于哪一种婚姻形式，婚期和婚礼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招姑爷上门是女娶男，而不是男娶女，双方的角色互换而已。儿子成婚后，一般都与父母分居，另外组织小家庭。父母和谁一起生活，由父母自己选择，一般选择与幼子一块生活的居多。因此，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是白族普遍的家庭组织形式。
按白族的习俗，如果丈夫去世，妻子可以终身守节，也可以另嫁，但另嫁时不得带走前夫的家产。在个别地区，还有转房的习俗，兄死后，嫂可以嫁给弟弟，称为叔就嫂，但这种现象已不多见。
白族热情好客，先客后主是白族待客的礼节。家中来了客人，以酒、茶相待。著名的“三道茶”就是白族的待客礼。但白族人倒茶一般只倒半杯，倒酒则需满杯，他们认为酒满敬人，茶满欺人。受到白族人热情的款待，应说声挪卫你（谢谢你）来表示你的谢意和感激之情。
尊敬长辈是白族的传统美德。见到老人要主动打招呼、问候、让道、让座、端茶、递烟。起床后的第一杯早茶要先敬给老人。吃饭时要让老人坐上席，由老人先动筷子。在老人面前不说脏话，不准跷二郎腿。一些山区的白族，家庭成员各有比较固定的座位，一般男性长辈坐左上方，女性长辈坐右上方，客人和晚辈坐下方和上方。白族人家的火塘是个神圣的地方，忌讳向火塘内吐口水，禁止从火塘上跨过。白族人家的门槛也忌讳坐人。男人所用的工具，忌妇女从上面跨过。家庭内忌讳戴着孝帕的人进入，认为这样会给家庭带不洁。
白族民间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种类繁多，有赛马、荡秋千、耍麒麟、泼泥赐福、跳花盆、跳山羊等。
荡秋千：白族山区森林密布，藤条纵横林间，农民与山民平时采荞伐木，砍柴取暖，常于藤条蔓枝过手，练就荡藤攀索的本领，极喜爱荡秋千的活动。每年春节，山区，常在大榕树下捆绑篾索以成秋千；坝区，则在宽敞的坝坪立起三四丈高的杆架绑扎秋千。最精彩的莫过于青年男女双双同荡，这时常赢来围观群众的戏耍逗趣。
饮食习惯
白族注重节庆，几乎每节都有一至数种应景食品。如春节吃叮叮糖、泡米花茶和江斋饭；三月街吃蒸糕和凉粉；清明节吃凉拌什锦和“斋筵香”（炸酥肉）；端午节吃粽子和雄黄酒；尝新节吃新豆、嫩瓜和陈谷掺新米饭；火把节吃甜食和各种糖果；中无节吃羊肚菌和检鱼包肉；中秋节吃白饼和醉饼；重阳节吃肥羊；冬至节吃炒养粒和羊肉场。
白族婚宴习惯用“喜州土八碗”，由八道热菜组成：添加红曲米的红肉炖；挂蛋糊油炸的酥肉；加酱油、蜂蜜扣蒸的五花三线肉千张；配加红薯或土豆的粉蒸肉；猪头、猪肝、猪肉卤制的干香；加盖肉茸、蛋屑的白扁豆；木耳、豆腐、下水、蛋丝、菜梗氽制的杂碎；配加炸猪条的竹笋。此外，每客一包槟榔。
白族也有饮食忌讳，主要是大年初一不用铁刀，主妇做饭应悄无声息，不能吹火，必须到井边“汲新水”。丧家做饭，一律清煮清炒，不能用红色食料，不能做红包菜肴。进扭时长辈上坐晚辈侍奉。
特色饮食
砂锅鱼与砂锅豆腐：将火腿片、嫩鸡块、冬菇、蛋卷、腊干片、豆腐、玉兰片、肉圆等按比例与弓鱼（或鲤鱼）放入砂锅内，放好调料，文火炖制则成。若把主料鱼换成豆腐和少量卷心菜，则成砂锅豆腐。
乳扇：是著名特产。做法是用羊奶放在锅中，点上酸水（或明矾），使之呈半固态，用筷子挑起来，晒干即成乳扇，可生食，也可煎煮。
猪肝鲜：“将猪肝切碎，拌上盐、辣椒、酒、芝麻、八角、草果等，密封在陶罐里，可存放1年。可蒸食，也可做调味品。
吹肝：将完整的鲜猪肝吹足气后，放点盐，挂在阴凉通风处晾干。食用时，将猪肝切片，放入香油、醋、辣椒、葱、香菜。凉拌即可。
生皮：将猪宰杀后，用火烧烤去毛，使皮烤成金黄色，肉得半生不熟，切成肉片或肉丝，佐以葱、姜、醋、蒜泥等调料可吃了。生皮是旧时年节的宴客菜肴。
民族英雄：段赤诚、白洁夫人、王乐宽、王嵯巅、段宗榜、董成、高量成、高禾、高泰祥、舍利威、段功、杨玉科
军界：贺龙、杨杰、周保中、李宗黄、马锳、马鉁、马崟、马标、王炳章、尹龙举、冯春申、李识韩、杨益谦、陈策勋、杨友棠、谷风远、杨国钦、陈永柱、姚双龙
政界：周钟岳、施滉、张耀曾、张伯简、谌贻琴
科研界：王希季、张丽珠、苏峙鑫、董家齐、高立志
学者界：李元阳、杨士云、高奣映、赵藩、徐嘉瑞、董泽、马曜、张旭
商界：严子珍、杨鸿春、李恒春、董澄农、张泽万
医学界：彭子益、段飞龙
体育界：张国伟
文艺界：杨丽萍、小彩旗、杨蓉、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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