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点介绍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日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她的诞生与发展，有利地促进了全国金融流通，加速了资本周转，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光辉一页。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公元1823年，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日昇昌，从此结束了中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然而，更让我们叹服的是：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

如今的日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人们在这里所见所闻的是一百多年的过去。尽管日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昇昌仅有的分号也无法与当代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我们可以从日昇昌看到当代银行的影子；从日昇昌领略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可以从日昇昌感受一种锐意改革的精神，鼓闻一个时代进步的声音。

发展历史

综述

清代康、雍、乾、嘉年间，本城当铺、账局、钱庄、银楼等组织已初具规模。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志载，平遥商号700余家，其中金融字号有25家。商业金融并重的行业优势，为票号在平遥首创成为最现实的可能。

嘉庆年间

嘉庆年间，在平遥众多的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总号设在城内西大街，财东是西达蒲村李家。西裕成商号经营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先后在汉口分庄和京师分庄任经理的雷履泰，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古代飞钱、便钱（或便换）的经验，克服账局只营货币借贷不经营汇兑的缺陷，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当雷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经财东李大全同意，投资30万两文银，于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总经理（大掌柜）。日昇昌票号成立后，解决了国家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票号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遥城多年经营数家商号的介休县北贾村大财东侯培余，早已十分关注日昇昌票号的经营状况。侯趁日昇昌协理（二掌柜）毛鸿翱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矛盾退出票号的机会，重金聘请毛并委以重任，先后将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铺、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新泰厚绸缎庄等5个商号均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称于世的平遥“蔚”字五联号。

道光十八年（1838），日昇昌财东和掌柜议定，由日昇昌票号出资，成立日新中票号，以增加与"蔚"字五联号的抗衡力量。从此，平遥票号发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走过了乎遥票号的初创阶段。

道光二十年（1840）-咸丰十年（1860）

在平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先后有太谷志成信、祁县合盛元等票号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号中的平、祁、太三帮。正当平遥票号初创不久、稳步发展的时候，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制度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久，又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连年，使平遥票号一度进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庄，或遭抢劫或收撤，“伙友人身不得安宁，财产银钱难以避险”，汇兑业务无法正常进行。平遥票号面对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暂撤分庄，缩小规模，裁汰人员，减轻负担，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难而上，顽强奋斗。咸丰三年（1853），榆次聂店村大财东王栋在乎遥南大街又设立了协和信票号；咸丰六年（1856），又与本邑王智村米秉义共同投资，设立了协同庆票号。在咸丰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联号创始人毛鸿翔等人投资，设立了蔚长厚票号；咸丰十年（1860），祁县大财东渠氏父子，又在乎遥城南大街设立了百川通票号。平遥票号发展到11家。

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十六年（1890）

咸丰十一年（1861）始，平遥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期。同年，介休县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号发展势头，将在城内东大街经营多年的乾盛亨布庄改营票号，带动了票号业的发展，成为平遥票号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后30年间，相继成立的票号还有：谦吉升、其昌德、云丰泰、松盛长、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等，共计达到20家。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重镇，分号总数增加到367个。光绪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14家平遥票号分号。光绪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称的汉口，有山西票号分号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达16家之多，占半壁江山。光绪十一年（1885），在河南开封集中了乎遥票号7家分号。光绪十六年（1890），蔚丰厚票号不远万里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分号。平遥票号在全国各地没立的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汇通天下"的主力军。平遥票号进入发展期后，业务不断扩展。由前期以商业放款、汇兑为主和兼办捐生捐纳，大量转向揽办军饷、协饷、赈款、税银汇解等官款业务，成为清户部银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与此同时，平遥票号在发展中优胜劣汰，不断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经不起金融风潮冲击的票号很快被淘汰。其间，有云丰泰、祥和贞、松盛长、谦吉升、义盛长、汇源涌等6家票号先后倒闭。

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五年（1899）

光绪十八年（1892）后，平遥票号进入鼎盛时期。其表现除规模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为国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服务外，更主要表现在承担了清政府财政和银行的部分职能，平遥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较大的票号，多有清廷高级官员作后台。日昇昌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和庆亲王、赵舒翘等，蔚盛长交好庆亲王，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蔚丰厚交好赵尔巽、袁世凯等。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答应赔款2亿两白银。甲午赔款变为向英、法、德、俄四国借款。借款和赔款，每年偿还本利2000余万两，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关道衙门，以备交付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就大大增加了票号汇兑量和经营资本。平遥票号成为汇解借款的重要角色。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应解英、法、德、俄的8．5万两白银，交平遥票号蔚盛长、日昇昌和祁县票号合盛元共同承汇；后又交蔚盛长单独承汇15万两白银。河南巡抚刘树堂集银11万两，交蔚盛长、日昇昌、新泰厚等平遥票号分别承领汇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西巡抚黄树森筹银15万两，交百川通票号汇解江海关投纳。同年，四川总督奎俊筹凑23万两白银，交协同庆等平遥票号汇解江海关兑收；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应骤迫挪凑白银36万两，交协同庆票号汇解江海关查收；革职留任的福州将军裕禄拨汇英、德借款12万两白银，发交蔚泰厚票号和南方源丰润票号共同承领，解赴江海关道库交纳；陕西巡抚魏光焘，两次汇解白银12万两，均交协同庆票号承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三十二年（1906）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打进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离京，逃往西安。“国难当头”之时，平遥票号全力承担了国家财政职能，对“两宫”西行的一切费用、军支等，一概接纳办理。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途中路经平遥时，在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溥之子赵鸿猷院落设立行宫，平遥票号声誉更加高涨，票号东家、掌柜以及伙友也身价倍增。平遥票号还与祁、太票号多次承办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库款汇解和现银运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对此十分感激。商业汇兑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号的社会政治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宫”回京后，对山西票号大加赞誉。清廷急令在京开设票号的商人“刻期来京，规复旧业，以便宫民”。平遥票号“无不闻之喜悦”，纷纷赴京复业，并又开展了庚子赔款的新债汇兑业务。这一阶段，汇兑数量大，时间要求紧，平遥票号盈利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乎遥票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有永泰裕、宝丰隆两票号分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遥票号累计总数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43．14%。

民国时期

民国三年（1914），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之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昇昌票号北京分庄，尽管力所不及，但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合盛元北京分庄经理却逃匿无踪。检察厅向担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吓之下，侯垣与伙友携账于是年农历九月初一连夜离京回平。次日债权人告状，日昇昌北京分庄被立即查封。随之，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时任日昇昌总号经理郭树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十一月十二日，已离号的原协理梁怀文为解救财东挺身而出，进京前往审判厅报到。消息传开，波及全国。日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从此，平遥票号开始走向整体性衰落。

日昇昌的衰落，很快影响了其他平遥票号。先后有协同庆于民国二年（1913），蔚盛长于民国五年（1916），百川通于民国七年（1918），蔚长厚于民国九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宝丰隆等于民国十年（1921）相继倒闭或歇业。其间，蔚丰厚票号于民国五年（1916）五月招集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后于民国九年（1920）倒闭。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整顿中，梁怀文开诚布公，和盘托出，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谅解和信任，日昇昌暂免破产。民国十二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由债权作股东，保留日昇昌招牌，重新复业。梁怀文担任总经理，勉强维持经营，然规模已大大缩小，分庄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余全部收撤。民过二十一年（1932），日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历时一百余年的平遥票号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时期

票号发展到鼎盛时期，也隐伏着危机的到来。平遥票号危机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袁世凯组成北洋政府，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平遥票号也同时受到重创。据天成亨等12家票号战事损失统计，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宁夏等7处，损失现银达133．59万两，衣物折银达30．86万两。以上除太谷锦生润、祁县存义公两票号损失现银5.59万两外，其余都为平遥票号的损失。同时，票号在全国信用大危机中的社会信誉损失更是无可挽回。平遥票号大规模遭受损失的消息传开，外欠则处处倒账，难以收回；欠外则人人逼提，难以应付。从此，平遥票号一蹶不振，开始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国银行大举入侵，竞争更加激烈，票号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国家银行和各省官钱局相继成立，分夺票号利权；票号中不少东家、掌柜又“泥古不变，夜郎自大”，“骄满颓腐，全无新识与改进勇气”，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生。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面对危机，大声疾呼，函劝总号并通告各地分号，提出“外间银行林立，暗夺我之生意，非自立银行，难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议票号实行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增强竞争能力，以度难关。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总号东家和掌柜所接受，票号改组终成泡影，成为平遥票号史上一大憾事。

建筑布局

“日昇昌”票号旧址坐南朝北，南北长为65米，东西宽为20米，总建筑面积为1300平方米。票号内三进院落，临街面阔五间，中间为通道，两边是铺面，上面建楼存放财物。前院、东西两边各有柜房两间，中院东西各建客房三间。正面，为票号中厅，面阔也是三间，是汇兑业务具体办理的重要场所。中厅上面建有楼房，是存放物品的场所。紧靠中厅南檐平房三间，中间为走道，东西两边为小套间。在后院南边，有正厅五间，东西两面各有客房三间。整个院落布局考究，格式别致，高墙、大院、深宅。由于职业原因，出于对安全的重视，在院内所有被认为不安全的地方，都架设有铁丝天网。网上，系有响铃，只要临街铺面五合坚实大门一关闭，可算得上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建筑风格

综述

日昇昌以首创票号闻名于世。然而，当亲眼见到日昇昌旧址以后，就不能不对其建筑风格也产生赞叹！ 日昇昌前临繁华街市，后通幽静巷道，占地1600余平方米，有大小建筑2l座，形成一座完整的、功能齐全的商业店铺院落、其建筑风格，既有商业建筑的共性，又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日昇昌的建筑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历史文化、商情商俗、建筑艺术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旅游资源。作为商业店铺，日昇昌总体布局呈现一种外雄内秀，主从互补，正倒结合，精简有别，突出实用的自然美感。

据初步考证，日昇昌旧址，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建筑期，前院、二院，包括中厅为一个建筑期，后院、后通道、后大门等属于另一个建筑期。其显著特征表现在中厅与掌柜居室采取了并墙而立的方式，且两墙高差较大，地面水平不一。但分属两期的建筑，又能做到巧夺天工，珠联璧合，自然过渡，完美融合，显示出设计者的艺术素养和建筑工匠高超的建筑技术水平。不同建筑期形成的主体建筑，采用了中国北方建筑对称均衡的布局方式。从木结构阁楼硬山顶式铺面，到单坡大屋顶中厅，再到单坡大屋顶后厅，主体建筑一一有序地排列在中轴线上；东、西柜房，账（东）、信房（西）、伙房（东）、客房（西）等次要建筑，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边。这种布局方式，在乎遥古城的许多商号店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如位于日昇昌旧址斜对面的宝丰隆票号旧址，位于日昇昌旧址东面的蔚泰厚、蔚丰厚票号旧址，都属于这种布局方式。不同的是，日昇昌主体建筑东侧的非主体建筑部分，由于布局合理、安排得当、突出实用，使日昇昌整体建筑格局，更加完美。如东书房的建筑，填补了空缺；东阁楼的建筑，加强了中厅整体美感；东过道的设置，便利丫通行；东厕所的建设，既方便了生活，又补充了与邻院墙壁形成的缺口；宽畅的后通道，与后大门相连，位于两院高墙之下，有利于车马通行，方便了日昇昌票号东掌乘坐轿车及现银等贵重物品的运送；完善便捷的侧面建筑，则是一般商号店铺所没有的。

综观日升昌建筑风格，有以下五个特点：

外雄内秀

日昇昌的建筑，给人一种外雄内秀的感觉。面阔五间的铺面，二层木结构覆瓦硬山顶建筑，辅以五级青石台阶，加上沉重厚实的黑漆大门，使人感到宏伟壮观。到日升昌后墙外观赏，则是那种抬头望不到顶，墙厚估不透边，比相邻民居蓦然高出一截的深宅大院的不凡气势，除了感叹雄浑，你再无别的选择。

如果说日昇昌建筑的"外雄"，具有明显的广告目的，那么其建筑的“内秀”，则更侧重于艺术欣赏。清代技艺高超的地方工匠，在建筑内装潢方面，一一作了细致处理，精美绝伦。如日升昌各室内分隔，均用精雕细刻的隔扇完成。门廊前拐角处，装饰有精美的雕花雀替。工匠把民居中较普遍应用的砖雕、木雕、石雕技术，运用到商号店铺建筑中，增加了商号店铺的生活情趣，使高大雄浑的建筑又透出轻巧和温馨。

正倒结合

日昇昌主体建筑，从铺面方向看，似坐南向北，呈倒座型。但穿过中厅，来到后院，如同调了方向，院落又成为坐北向南，呈正座型。这种正倒结合型商号店铺，实属罕见。如前所说，这种格局有整体建筑分期完成的客观原因，但更显出地方建筑工匠因地制宜、构思巧妙的高超建筑艺术和素养.非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建筑大师，是很难做到如此完美、和谐、统一的设计的。

主从互补

日昇昌的建筑，主从互补，进一步体现了其建筑风格的完美和协凋。以日昇昌前院为例，铺面高大的硬山建筑，在里院无疑给人以封闭、压抑的感觉。但东、西柜房等从属建筑，取低平单坡建筑态势，又形成错落有致、洞开天地、起伏跌宕的空间效果。又如在中厅前后，与厢房衔接处，留下较为宽阔的明堂，在弥补中厅东西间日照不够充足的同时，又减缓了主从建筑间太大的落差，使人产生一种平缓、舒展的心理感受效果。

在中轴系列建筑东侧，其他辅助建筑设施，宜低则低，宜高则高，宜连则连，宜断则断，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大大增加丁这座商业店铺的整体美感。

精简有别

清代中叶，等级森严，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商业店铺的建筑上。日昇昌21座建筑中，在精致与简陋上，具有明显的区别。总经理居室，建筑较为精致；小伙计住的柜房，则要简陋得多。同在账房内，主账先生住里间单间，副手则住大间，睡通炕。精简有别，是日昇昌以及其他商号店铺普遍存在的现象。

突出实用

日昇昌的建筑，突出实用是一个显著特点。这是商人重利主义原则在建筑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在日升昌多处建筑中，都体现了突出实用这样一个原则。最为明显者，如伙房建筑。在后院东房中，有设置较好的顶柜，用于放置干鲜蔬菜。齐整的墙柜，则放置灶具、碗筷、油盐酱醋等。烟道过山墙处，为防止火灾，不用挑檐木而用了石头挑檐。

参观信息

地址：位于平遥古城内西大街38号。门票：10元/人

交通：市内乘公交9、77可直接到达景区。

开放时间：08.00-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