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大院

基本介绍

刘家大院东起道南祠（今鼓三小），西至早题巷，南临光禄坊，北与大光里何振岱故居相邻，占地5000多平方米，现存4000多平方米，是三坊七巷最大的单姓宅第，号称“刘半街”。

景点景观

光禄坊中段有四座（落）一字排开的宅第，门牌号顺序为34、32、30、28（旧10-13号），老福州人似乎更习惯称之为“刘家大院”。刘家大院的主人祖籍河北大名府龙山镇，明宣德年间迁到福州，到十三代刘照时，刘家于此购房居住。

刘家大院坐北朝南，由自东向西相连的四座清式建筑组成。现存的大院是清道光、咸丰年间刘齐衢、齐衔兄弟大规模改建后的清式构筑。院内构造基本上遵循当时的典型格局：两道石框门后，是石埕铺地、三面环廊的首进天井。经天井入前厅，厅堂阔五间，减柱造穿斗式木构架，两边正房。屏门隔开前后厅，由后厅经后天井而至二进、三井。四座大院间共墙相邻、小门相通，临街处则各建大门，每院落既可独立，又能相互通连。据统计，刘家大院原有大厅12间、厢房48间、花厅6间、假山3座、鱼池3口、亭台楼阁6处，另有藏书阁、观音阁、佛堂等。其围墙高达1.5-2丈，尤坚实耐火；长3米以上、宽0.6米的铺地石板计300多条；3米左右长的抱围大柱就有100多根；门窗户扇尽用楠木。作为显赫一方的大户，刘家住宅建筑用料考究，颇有不同凡响处。

本次修复的刘家大院本有三落，其中西落两进、中落三进已修复，东落因为还住着人，尚未动工。另外最西侧的花园已被毁，无法复原。

西落的建筑，一进是清代的木构梁架，民国的隔扇。那些楠木窗格扇，基本上都是利用原有的木构件。二进的青石竹节窗，还有民国的两层木楼，雕刻都很精致。两层木楼是由清建筑改建而来，一楼檐下保留有悬钟、雀替等木雕构件，二楼木雕栏杆上装饰着木雕的礼器——壶和鼎。西落的门头房原先被破坏缺失了，此次市古建所在修复设计时，根据地面挖出的遗址，恢复了西落的门头房。

中落三进建筑，最有特色的就是院墙檐下饰有彩色的灰塑。这些彩绘修复前，有的被水泥封堵。这次修复时，专门请来彩绘工匠慢慢清洗，再根据清洗出的原样来恢复。彩绘左右两侧是渔樵耕读图，有渔夫打鱼、农夫踩水车、樵夫打柴等图案。中间是主人衣锦返乡时的画面和一些生活场景，此外还绘有荷花、鲤鱼、牡丹、锦鸡等吉祥物。

中落正厅的插屏门，是漆金团鹤图。二进天井紧靠回廊处，有一对直尺形的相对的短墙，不知是何用途。三进是民国风格的两层楼。木栏杆、门扇上刻的都是几何图案的格子，很有艺术感。楼前是超过两层楼高的百年白玉兰树。

中落最漂亮的还要数东侧的花厅。这个花厅的半月池，与郎官巷二梅书屋、南后街叶氏民居的半月池有的一比。池边环绕着海礁石堆砌的假山，还有爬藤植物、露台以及水榭。这个水榭又不同于水榭戏台中的水榭，它不是立在水面上，而是建在池边的、一个类似轩廊的建筑。在花厅厅堂有一个民国风格的雕花门扇，很特别。门扇上设计了上下两层共12面椭圆形的镜子，两侧的门上还各有一面椭圆镜。从这些镜里可以看到背后的半月池、假山，这可能就是当年主人设计这幅门扇的用意所在吧。在这些镜子的下方，还刻有各种“寿”字的写法，每扇门刻20个字，六扇共120个不同的“寿”字彰显出主人生活的富足、情趣和讲究，换句时髦的话，叫做“很会享受生活”。

在刘家大院中穿行，恍如游走于深婉的岁月脉搏。诚然，刘家大院也未能避免历史性的灾厄，四座相连中的一座早被拆毁，假山鱼池、亭台楼阁更踪迹全无，再不复当年旧貌，但其余韵尚存。首先是宅院的幽深委曲，初来乍到的我几乎有如入迷宫之感：这边一道小门，那里一个转弯；一环扣一环，一屋连一屋，仿佛繁复无尽。“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情趣在此处得以诠释。

刘家人才辈出，即有轰动一时的“兄弟同榜两进士”刘齐衢、刘齐衔（为林则徐大女婿），又有号称“电光刘”的刘崇佑、刘崇伟八兄弟，还有陈宝琛的外甥、李鸿章幼弟李昭庆的孙女婿、民国中央银行总裁，何应钦内阁财政部长刘攻芸，以及曾任福建盐运使，号称“福建理财三杰”之一的刘鸿寿。

刘齐衢(1813-1860)，字本枢，号绮田，闽县(今福州市区)人。父亲早亡，由其伯父刘家镇教养。刘家镇是刘家十四代，林则徐的挚友，曾创办圣功书院和凤池书院。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齐衢与弟齐衔“兄弟同榜两进士”，轰动一时。刘齐衢历知四川兴文、荣县、江津等县。江津为蜀境要冲，开支繁多，积案不少，民众苦不堪言。齐衢到任后，江津得以“少安”。然终因积劳成疾，逝于任上。

刘齐衔(1815-1877年)，字本锐，号冰怀、又号冰如，闽县(今福州市区)人。刘齐衢之弟，林则徐大女婿。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签分户部。咸丰四年(1854年)，授湖北德安知府。不久，移任襄阳、汉阳两郡。同治元年(1862年)，擢陕西督粮道，旋代理布政使兼总粮台。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又升河南布政使，还曾一度署理巡抚。光绪三年(1877年)，病卒于开封。他用二十多年为官积蓄的钱财，在宫巷购置了三座大宅院供子孙居住，还在福州北门、雷峰山、石仓、闽侯县科贡乡等地购买大片土地出租。刘家还开设德成、即成、复成典当铺和天泉钱庄。刘家通过当铺、钱庄、土地、房屋赚得了大笔收入，为发展民族工商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刘齐衔之子刘学恂时，开始投资创办近代工业。1890年，刘学恂创办了一家糖厂，因技术落后，管理不善，不久停办。1893年，刘学恂将厂房改为仓库，囤放纸张，经营纸行，不幸遭火灾。两次失败并没有阻止刘家发展工业的尝试。1910年，刘学恂的几个留学日本的儿子与林长民等人，出资购买耀华电灯公司改名为“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刘学恂次子刘崇伟为发起人，担任公司董事兼经理，五子刘崇伦为技师长（总工程师），刘家一开始就掌握了公司的经营和技术管理权。1912年，刘家收购“福建电话公司”，成立“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曾留学日本学习电气工程的刘崇伟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随着电气、电话公司的成功，刘家又先后创办电气公司附属修理厂、精火厂、福州冰厂、福州油厂、建兴锯木厂、两家电料厂、玻璃厂等二十多家企业，成为福州首富。

刘攻芸是中央银行总裁，何应钦内阁财政部长。刘齐衢是他的曾祖父。光绪帝师陈宝琛是他的舅舅。他也是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李昭庆的孙女婿，李国珍的丈夫。

刘攻芸幼年曾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早年在清华学校学习，后来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留学欧美，主攻财政金融并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1927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29年，从清华调任中央大学，教授银行学并进行银行实践，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实权人物。1929年8月，刘为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所赏识，出任中国银行总会计。后张嘉璈被委任为央行总裁，邀请刘攻芸作为副手出任副总裁，1949年初，在国民党核心人物都准备滑脚之际，刘攻芸出任央行总裁，后又出任李宗仁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毅然挑起了这个财政破摊子。刘攻芸的晚年也是不如意的：他在台湾呆不下去，又辗转到香港；1963年，新加坡独立后，去新加坡经营矿业，做事又百般不顺，事业一败再败；于1973年，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了人世。

刘家大院的花厅还曾为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1896-1945）与其妻王映霞的借居处。1936年至1938年，郁达夫来闽任福建省参议，在福州生活了三年，创作了大量描绘福州山川气候、饮食人物的优美散文。其中有一年他们就寄寓在刘家大院。

1936年春，著名作家郁达夫来福州，住南台基督教青年会宿舍。稍后，因他兼任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公务繁忙，从南台到省府路很不方便，就在城内光禄坊早题巷1号赁屋居住。1937年岁首，郁达夫访问日本、台湾归来，因王映霞来福州才在光禄坊刘宅11号（现光禄坊30号）赁屋居住。1984年初，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教授曾寻访到刘宅，拍照多张。2005年冬，郁达夫的长孙郁峻峰曾带领富阳电视台工作人员到刘宅拍摄纪念郁达夫专题片。

郁达夫1937年1月21日在榕致黄华表的信谈到：“内子杭州来，得悉足下已迁柳浪新村。”此信载于1937年2月10日杭州《东南日报》。推算起来，郁达夫是1937年1月初回榕后，就接王映霞携其子郁云来，住进光禄坊刘宅花厅，（丁丑年）春节是在这里过的。

郁达夫住光禄坊刘宅期间的生活，与抵榕初期大不相同。知名作家董秋芳1937年4月3日抵榕后，当天就到刘宅拜访郁达夫。他撰文告诉读者：“我愿报告一件最使我惊异的事，就是郁达夫先生的生活改变。他的生活，现在很有规律了，经办的事也很多。每天早晨七时便出去办公，到正午十二时回家午餐，下午一时以前又匆匆出去，直到夜晚才回来。这种生活，要说阻碍他的创作，未始不可，至于说他坐领干薪，却是冤枉煞人。而实际上，这里的工作都是很紧张的，连郁夫人料理家务，买菜煮饭，都得亲自动手……”（《到福州后》）。

当时，应郁达夫之邀来榕工作的还有：进步作家杨骚、许钦文、楼适夷，成为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他们常到光禄坊刘宅与郁达夫叙谈。

郁达夫有记日记的习惯。《回程日记》（1937年4月30日至5月4日）就是他寓居刘宅期间写的。为促使郭沫若早日回国，共同抗日。他在杭州会见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等，请他们向南京当局进言，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当他回福州后得知奔走见效后，喜不自胜，5月18日一天里给郭沫若写两封信（原信后来曾披露），翌日又给郭沫若的妹夫胡灼三写一信，要他“亦去一快信，使他得安心回来。只说郁某决非卖友之人，可以回来矣”。这些信流露真情，至今读来仍十分感人。

这段期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比较融洽。王映霞带着次子郁云，还带了一个保姆来，原有在榕久住之意。郁达夫陪王映霞拜访朋友，游览榕城名胜古迹，品尝闽中名菜，并到照相馆合影留念。王映霞是媒体常报道的人物，加以衣着时髦，引起邻里闺秀的注意。后来因时势变化，夫妇商量后，王映霞带郁云先回杭州去，她在刘宅大约住了5个月。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由日本秘密回国，于7月27日抵达上海。郁达夫专程赴沪迎接。他回福州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该会成立后，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创办《文救周刊》，由郁达夫、杨骚主编。出版三期后，为加强团结抗日，附刊于《小民报》的几个文艺周刊与《文救周刊》合并为《救亡文艺》（日刊），仍由郁达夫、杨骚主编。这些文章迸射着耀眼的战斗的光芒。因而，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与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停止活动。《救亡文艺》编辑部受到特务持枪威胁，要抓责任编辑楼适夷，被迫停刊。然而，郁达夫仍下定决心，要为抗战而献身。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的七十多岁老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被迫绝食，除夕那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即在刘宅景屏轩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去。1938年3月，他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

刘家大院的辉煌远不至此，向前追溯，你会惊奇地发现在刘家入住之前，这四座大院的主人并不逊色于刘家。

大院西侧的两座，即32、34号（旧12、13号）曾是清代藏书家、书法家林佶与哥哥考古学家、金石家林侗的读书处“朴学斋”，后归林则徐好友、刻书家冯缙所有，之后又几易其手，最后为刘家买下。

林佶（1660-1720后），字吉人，号鹿原，福州人，林侗之弟。清代藏书家、书法家。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举人，奉旨入武英殿抄写圣祖御集。五十一年(1712年)钦赐进士，授内阁中书。卒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九年以后，年六十余岁。博学能文，好金石，工楷书，又善篆隶，尤精小楷。文师汪琬，诗师陈廷敬、王士禛。曾手书汪琬之《尧峰文钞》、陈廷敬之《午亭文编》、王士禛之《渔洋山人精华录》与《古夫于亭杂录》付雕，即著名的“林佶四刻”。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雍正元年（1723年）罢归，筑“朴学斋”，设“陶舫书屋”，藏书达十余万卷。著有《朴学斋诗集》、《汉甘泉宫瓦记》、《全辽备考》等。其师尧峰先生（汪琬字苕文，号钝翁，长洲人。顺治乙未进士，曾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以疾告假归。结庐太湖之尧峰山，闭户撰述，研究六经，不问世事，时称尧峰先生。）赠诗，有“区区仆学待君传”句，乃以名斋。

林侗（1627--1714）字同人，福建侯官（一作闽县）人。生于明熹宗天启七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三年，年八十八岁。贡生。康熙中，署尤溪教谕。侗所著有荔水庄诗草、来斋金石考、昭陵石迹考略、李忠定年谱及井野识涂，《清史列传》传于世。是考古学家，著有《来斋选古》、《来斋金石考》等。

冯缙，字光敦，号笏骈，又号栖鹤。侯官人。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仅一次进京考进士，落选后便放弃仕途，“日以书籍自娱。喜为诗，有《儋甄、稊米集》”。又撰《兰话室后金石存》、《唐昭陵陪葬名氏考》和《陶舫拾慧》等。冯缙是刻书家，曾刻印林佶兄林侗《来金石考》和乡前辈孟超然《亦园亭全集》。又准备刻印宋梁克家《三山志》，雕板都备好了，只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其弟冯光祚，字恪甫，嘉庆五年（1800年）举人，被“梁章钜招入藤花吟社”。

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林则徐因父林宾日病，辞了1820年刚到任的浙江杭嘉湖道的官职，回到福州。第二年春举人冯缙邀请林则徐到其光禄坊家作诗饮酒，林则徐写了《陶舫诗二十韵为冯笏骈孝廉（缙）赋》，诗中说：“冯君招我文字饮，遗迹流传话畴昨。诛茅归傍光禄台，自署巢居号栖鹤。朴学斋连兰话新，忽在楼中醉星落。”“朴学斋”就是藏书家林佶的书屋，“兰话堂”是冯缙的书斋，两家连在一起。

冯缙60岁生日时，林则徐还写了《和冯笏骈〈六十自寿诗〉》四首，由此可见，林则徐与冯缙的交情是很深厚的。

大院东侧的两座，即28、30号（旧10、11号）声名更为显赫，是清初诗画家许友的故居“米友堂”。

“米友堂”因许友钦慕米芾的书法而得名，中有紫藤花庵、岸船斋、樵歇斋、君到轩、见山轩、浮冈、陶舫诸胜。许友字瓯香，工书善画，诗尤孤旷，时称诗、书、画“三绝”。他继承父亲许豸的遗产，住在光禄坊的房子中，乌石山著名的“涛园”是他的别墅，早题巷4号也是他送给外甥黄任居住的，现为“黄任故居”。许友后因福建布政使周亮工贪污案受牵连，他通过《学哑》、《学瞽》、《学担粪》、《学死》等诗表示对当局的不满。许家的名气还在于许家一门四世出过六位诗人，至许友曾孙许王臣时更因“七世同居”获乾隆皇帝钦赐“七世同居”匾额、诗章，荣耀一时。

刘家大院于2005年5月被公布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劫后重生，它并未被历史的尘埃深埋，正如大院内幸存的百年玉兰与辛夷（又名木笔），花期来时，依旧花开满树，芳香袭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