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庙

基本概况

后稷庙位于山西省闻喜县阳隅乡吴吕村。创建年代至晚在元代，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十三年（1788年）均有修葺。

占地1600平方米，坐北朝南，一进院落布局。中轴线上尚存戏台、水陆殿，均为元代遗构。戏台砖砌台基，石条压沿，高达1.5米，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悬山顶，殿内梁架为四椽栿通檐用三柱，前檐施圆形通长额枋，平柱向两侧外移，尚存元代遗制。水陆殿单檐悬山顶，殿内施天花板。庙内尚存明嘉靖年间重修庙记碑两通。

古老肃穆的后稷庙，是石城县客家先辈为尊祀太古时期的先租“后稷”而建，以祈求“五谷丰登”和“幸福吉祥”之意。虽经千年风雨苍桑，后稷庙仍然是那样的庄重，那样的辉煌。

传说后稷为黄帝的第四世孙，帝喾之子，母有邵氏女，曰姜原，为帝喾之妃。一日姜原在野外见一巨人而怀孕生下后稷，姜原视之为不祥之人将后稷弃于野外的小路上，奇怪的是牛马在小路上经过时，均会避开而行，不会践踏在后稷身上。后又将他弃于冰雪地上，无数鸟类不约而同的飞集于他身上用羽毛将其覆盖，为他取暖。

这些奇迹又使姜原认为他是神的化身，将后稷抱回家中小心抚养。因此，后稷的别名地称为“弃”。后稷自幼聪明过人，长大后精通农事，并教授他人农事技术，为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闻名于中原大地。帝尧得知后，封后稷为“农师”，深受后人敬仰。

后稷庙始建于宋朝祥符年间，后经多次修缮，此庙也留下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迹。初建时只供奉后稷神像，后来又供奉了作为陪衬的道教神像。此庙为砖木结构，内设有正殿、庭院及东西厢房、古戏台。大殿结构为穿斗式木作梁架，梁倒板上绘有栩栩如生的龙、麒麟等动物彩画。木柱础石为双层八角形，各面均雕刻有动物、花草。庙内充满了龙文化及道教文化的气息，是研究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渊源关系不可多得的历史古迹。

该庙座落于客家古驿道“闽粤通衢”的入口处，是通往闽粤的咽喉要道之地，南来北往的客家人途径此地都会入内拜祀一番。自古以来庙内香火极为旺盛，朝拜者、旅游者络绎不绝。直至今日每年在此庙都要举办隆重的庙会，庙会期间都会邀请多家戏班子在古戏台上演出数日，热闹非凡。

如今庙内还存有五块古代的碑刻，二块为明碑，三块为清碑，详尽记载了后稷庙的历史沿革。历经千年的后稷庙也记载着客家先辈的文化意念和创业历程，同时也展示着客家文化的深厚内涵。

民间文化

后稷是一位兼具人与神双重品格的传说人物，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有其独特的传承方式。正统的稷祀文化一直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其传承于民众中间的记忆文化系统也是后稷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知识体系的构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对其传承于民间的隐性资源所构建起的文化和谐系统予以民俗理论的观照，探寻其对构建社会和谐文化的积极意义。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后稷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位传说人物，兼具人与神的双重品格。

在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融合中己经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后稷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的审美心理，甚至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今天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文化、社会、人三者的紧密关系也为人们越来越关注，深入研究三者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对于社会文明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俗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实际需求之下而被重新认识和定位。然而在面对驳杂的民俗文化形态时如何能做出“合宜”的选择和评判，各学科研究者应作出及时的理论思索。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希望能通过对后稷神话传承于民间的隐性资源所构建起的文化和谐系统给以民俗理论的观照，探寻其对构建社会和谐文化的积极意义。

山西晋南、陕西关中周原是后稷神话流传的主要区域，同处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区之一，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了璀璨的黄河文化，厚厚的黄土高原展现了深沉久远的人类文明。早在十几万年前的远古时代，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活动，造就了优秀的华夏文明。古代文明，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的，经过漫长的发展，当母系氏族社会为父系民族社会所代替，生产上由游牧为主转入以定居农耕为主的时期，进入了原始农业阶段，史学上称之为农业社会，也就是一些人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浪潮”。后稷传说流传的关中和晋南是周民族发源和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古代农业起源早，农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先进农业确实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起着伟大的推动作用，后稷作为代表的开拓者们在黄河之滨、渭水之畔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在晋南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流传着众多的上古神话，而陕西关中地区的渭水流域也是上古神话传说产生的重要地区，至今仍广泛传播。对于这一区域的神话传说进行研究，会为我们对民间记忆中的历史构架的了解提供便利，也有利于我们在历史的审视中探寻民间文化对于区域社会的现实意义。后稷神话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以后稷精神为内核的文化体系，上层稷祀文化系统与下层的民俗信仰、民间口承叙事共同构成了后稷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尤其在民间，后稷传说的生成与信仰具有突出的特征，通过对这一地域的后稷传说和信仰关系的梳理，我们能够窥视出深入民众社会记忆的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在文化建设中的当下意义，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重构。

神话传说资源的不断整合表明了民俗特有的社会意义。山陕地区后稷庙的修复和旅游开发，以及后稷文化主题节日的开展，都充分展现了当地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体现了民间文化所特有的隐控能力。后稷传说在山陕两地主要集中在后稷庙、后稷教民稼穑、后稷感生以及作为周人始祖的几个主要方面。始祖传说、事功传说、农业神崇拜共同构建起了这一区域的民间记忆，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转化为新的地方知识体系，重新建构原有后稷文化在民众心目中的意义。

信仰记忆

后稷庙及其与之相附会的后稷传说是民间的深层记忆，晋南、关中地区至今保存的后稷庙主要有：武功县老城稷山之上的后稷祠、歧山县城西北7.5公里处的周公庙内的后稷祠、稷山县南稷山上的稷王庙、新绛县阳王镇的稷益庙、万荣三文乡东文村和南赵乡太赵村的两座稷王庙。在今天的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这些文化景观的重新开发，在地方知识体系的现代构建中获得了新的文化象征和意义，但其原有的农神内核依然存在。

农耕文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千百年来中国民众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与自然的艰苦抗争中坚守着一片黄土，族群的繁衍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专家们普遍认为，古代文明形成的共同基础即农耕畜牧业。以农耕畜牧业为基础的定居聚落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的共同起点。因此，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就不言而喻了。远古时期，关中邰地位于漆、姜二水下游一带，处于姜姬两姓接壤之地，两姓联姻结为秦晋，最初生后稷。他所在的周族，世居关中，执农不弃，成为著名的农业部族。帝尧推举后稷为部落联盟的农师，推广农业技术，天下得其利，帝舜封他于邰地，号曰后稷，并替烈山氏而祀之为农神，后世民众建庙祀之。后稷祠庙则成为了构建地方文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后稷农神信仰也成为地方记忆中一个充满了真实生活而又稳定的民俗事象。在现代地方文化建设的大潮中，稷祀信仰隐性地展现出民间文化重构的演变轨迹，呈现出新的意义。

与正统稷祀文化形态不同，民间的后稷信仰则包含着民众直接的生活愿望和真实的社会认识，体现着现实功利性的特征。摒弃了许多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范畴，民间的稷祀更多地保留了稷神的“自然属性”，稷神和社神共同构成了俗民信仰记忆中的影响农业生产的某种力量。祈求风调雨顺和庄稼丰收是民众大的愿望，歧山县蒲村、枣林就有祈稼会的民俗活动。

资料记载

“所谓祈稼，就是祷求禾稼盈收，五谷丰登。诸如蒲村麦王庙会、枣林街麦王府会均为祈稼会。麦王府所祀之神为周族的始祖——后稷(弃)，传说有邰氏之女姜嫄踩巨人足迹，怀孕而生，始以为怪物而一度被弃，故名为弃。弃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做农官，教民耕种稼穑，周人认为他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因以麦王神祀之。”

“祷求禾稼盈收，五谷丰登”成为当地民众崇祀后稷的主要目的，对后稷的信仰构成了当地民众文化记忆。祈求农业的丰收之外，俗民也赋予了稷神更多的神职功能，超出了农神的范围。如在武功老城西的稷山上，每年的正月十五，各街巷村舍都要鸣锣击鼓来到后稷祠争先进香献爵。高跷、社火、秧歌、竹马、彩车、戏曲等昼夜助兴，人山人海高歌欢舞庆祝姜嫄后稷带给人类的幸福。在一年初始之时来到山上祠里烧香，可以在一年内获得健康和实现生活的种种愿望。万荣的稷王庙同样也是邑内百姓为祈五谷丰登，物阜民丰，而来祭神求雨的一处重要场所。

民众稷祀祈年是万物有灵观的原始思维在隐性作用，稷神则是人们在原始宗教心理的支配下而创造出来的，是人类对于谷物极度渴望的产物，万物有灵的观念使先民相信谷神的存在，因此便以他们认识早的谷物“稷”作为农神的符号加以崇拜，这里的“稷”是最初的文化指向。后稷成为农神则和他在部落里所建立的农业事功密不可分，二者虽属不同的文化范畴，但在民众的认识里是稷神的两个不同侧面，相互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稷神信仰已成为较为稳定的民俗生活模式。那么在现代的文化背景之下，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

各地后稷庙的稷祀文化在长久的传承中已演变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围绕后稷庙所展演的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更多地体现出乐观的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建设大潮中，各地后稷庙均受到极大的文化关注，如歧山周公庙1957年就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庙内建筑进行了重新修缮。万荣南张乡太赵村稷王庙现在也成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浓缩在民间百姓生活中的一个具体实例，也是后稷崇拜在山陕发生发展的有力佐证。在高科技的现代社会，民间信仰仍然是民众脆弱心理的精神家园，这也成为信仰在现代社会不断转变发展的主要原因，后稷庙是民众生活的信仰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维护着地方文化生态平衡的作用，满足了民众日常生活中精神信仰的需求。

文化认同

后稷作为北方农神的形象，从拜物“稷”到周族始祖经历了一个多阶段的演变时期，在这一形象的衍变过程中，反映了黄河流域上古人类依赖农耕、崇拜农神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但同时周人为自己打造了后稷这样一个始祖的形象，祖先崇拜则反映了人一种生存追求。周人为自己的始祖想象了非凡的诞生和成长经历，使其成为一个历经磨难而才智非凡、赋有神性的英雄始祖形象。②《诗经·生民》中对后稷的诞生和成长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逼，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作为周族的始祖，后稷的诞生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姜嫄怀孕是因为“履帝武敏”，出生之后，却胞衣不破，形同肉蛋，被视为不吉，被弃又大难不死。《生民》是周人祭祀祖先神后稷的祭歌，通过人和神的事迹，叙述了周人的起源。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其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在周人的神殿里，稷神占有重要的位置，西周接受了殷人的天神崇拜，但对天神的观念有所变更。祖神的崇拜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更加注重血统的纯正和高贵，因而主动与商祖联系，据周原卜辞载，周文王时期曾祭商人的祖神。这样的行为自然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同时也深刻地体现着民众对族群有着强烈的归属需求。

“族群这个名称在人类学著作中一般被理解为用以指明一群人：1、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2、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3、.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它具有同一阶层(order)的不同种类。”周人的始祖崇拜用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视角来审视，对于始祖神后稷的神话描述所体现的正是对于周民族群体意识的重塑和族群文化的价值认同。以此实现既与殷商正统联系，又与之作出边界的划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族群的认同比社会其它地位更为重要，而个人因认同而允许纳入群体，周人群体自我意识的持续性得益于这样的边界维持。对于始祖后稷的传说化叙事在民间文化体系中强化了周人的族群归属感，构建起民众群体记忆中的文化内核。

在现代社会里，后稷作为周人始祖同样作为传统层面的地方历史，在现实生活中仍显示着其文化功能。周人在丰收的田野里编织始祖后稷诞生的神话时，今天的后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已在重塑后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后稷的传统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在山陕已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周文化在周代及其后的时间里，已远播到周边的地区甚至国家。这也是民众文化认同的现代表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情境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是随着时空的变迁而变化，周人族群文化传统的外延和内涵均在现代的时空语境下获得了新的意义，在不同的地区和群体中发生了同化作用。如山陕后稷文化之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影响。在这种现代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后稷从地方历史的具体形象，升华为文化开发中的标志性资源。后稷传说在民间叙述话语中活跃起来，民众对于民俗生活中的后稷形象重新认识，更加关注有关后稷的地方历史文化。如今在山陕的调查中可以随处感受到民众对于后稷文化的自豪之情。同时，政府行为也改变了地方文化叙述的重点，强化着民间记忆中对于后稷文化新的意义，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构建起民俗运用的现代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