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沿革

据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记载，吐峪沟石窟古称‘丁谷寺’，‘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

据5世纪中叶，沮渠氏家族在河西立足不稳，率领残部向西迁徙，在吐鲁番站稳脚跟。公元444年，沮渠安周在吐鲁番称王，他在高昌故城东边的吐峪沟开山凿洞，恭身礼佛，因此，吐峪沟石窟，在南北朝时期，成为高昌王国高统治集团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之一。

进入唐代，吐峪沟山谷两岸的佛教洞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保留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残本对吐峪沟石窟有很具体的描述：随山势展布的重重寺院，背依危峰，下临清溪，四周绿树掩映，佛寺、禅院密集，烟火不断，人们在沟谷深处，竟难见星月。佛寺中的高塔耸入云霄；横跨沟谷东西的桥梁，如彩虹在天。

吐峪沟崖壁多沙砾，容易坍塌，所以高昌王国在木头沟内新辟了柏孜克里克石窟，并逐渐取代了吐峪沟石窟的重要地位。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回鹘僧人还曾在此整修寺院。15世纪，随着伊斯兰教逐渐确立了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吐峪沟才逐渐废弃。1905年，勒柯克到这里还见过一座大型佛教庙宇，它像燕巢似地仅仅依附在近似垂直的岩壁上。他还在这里“发现了两口袋公元8世纪到9世纪的写本”。而1916年发生在吐峪沟的一次强烈地震，使这座庙宇整个坠入了峡谷，再也不见踪影。

依现存有限的9窟建制、壁画和佛持遗址的情况，除能大体了解吐峪沟自十六国北凉迄于唐代数百年的发展概况外，并不能详细地展示各个时期吐峪沟石窟艺术的完整风貌，这主要是因为吐峪沟石窟在历史上曾屡次遭受劫难首先是13世纪以后全疆佛教石窟遭遇的那场伊斯兰教大劫难。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严厉禁止偶像崇拜，在伊斯兰圣典《古兰经》中就明确宣布，拜像是魔鬼的行为，警告人们不许绘画神像。于是，当穆斯林武士们于13世纪越过葱岭进入佛教艺术兴盛的南疆后，对佛教采取了无情的镇压政策，佛都寺院及文物几乎全部受到破坏。延至15世纪，随着伊斯兰教进入东疆，这里的石窟艺术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佛像偶像被砸碎，色彩班斓的壁画被捣毁。其次是外国列强的疯狂劫掠。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段特殊的时代，中国边疆地区曾麕集着诸列强各种名目的文化控险队、考察团，新疆就曾是他们“考察”热点地域之一。仅以对石窟艺术的考察为例，就先后有俄国的克列门兹和奥登堡、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日本的渡边哲信、崛贤雄、野村荣三朗、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英国的斯坦因等人，他们深入拜城、库车、吐鲁番等地，先是进行测量、绘图、拍摄和考古发掘，然后就是野蛮疯狂盗运。对吐峪沟考察次数多、劫掠文物也多的是勒考克和格伦威德尔，从1902年到1914年，他们曾先后4次到吐鲁番。勒考克1905年来到吐峪沟就剥割了这里精美的壁画，并找到了沟东一间密室（后称“手稿窟”），拿走了满满两麻袋文书和许多“惊人的刺绣品”。1907年，格伦威德尔再次来这里进行测绘、拍摄和临摹，以补充原来资料的不足。这样，吐峪沟石窟在经历了宗教性的劫难后，又经历了一场更大的洗劫，从而石窟也变得更加千疮百孔，一片残破。1916年，吐鲁番地区发生大地震，三分之二的吐峪沟石窟顷刻间灰飞烟灭，被永远深埋在岁月的尘埃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在1952年、1961年两次组织专家到吐峪沟考察，随后实施了维修、加固、看管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但未进行过发掘。只因考古界有个不成文的共识：如果保护技术跟不上，让文物保持原态反而有利于保护。我国学者黄文弼也于1928年考察过吐峪沟。1949年以后，政府重视对吐峪沟石窟的保护和管理，1952年，派出以武伯纶和常书鸿为首的西北文物调查组考察了这些洞窟。1961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和通一法师受中国佛教协会的委托对吐峪沟石窟进行了测量、绘图、拍照，并作了文字记录，新疆博物馆沙比提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195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吐峪沟石窟为自治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后，对该石窟采取了维修、装门、编号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并派专人看管

1980年，设立兼职人员管理。

2004年，成立吐峪沟石窟管理所。

2003年，《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及其附件《吐峪沟片区文物保护详细规划》由国家文物局批准、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吐峪沟石窟被确定为新疆段申遗点之一。为配合申遗及石窟防护加固工作，自2009年起由社科院考古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吐峪沟石窟进行了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10年3月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三家单位合作，对吐峪沟遗址实施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内进行的考古发掘连续获得重大发现，其中包括精美壁画、绢画、数量巨大的文书残片、陶器、雕塑、生活用品等。遗址发掘项目被评为“2010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

2011年5月23日，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所、龟兹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徐光冀、刘庆柱、谢辰生、林梅村、王建新等颇具影响力的历史考古专家齐聚吐鲁番市，对这处汇集有祆教、摩尼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与文化历史遗存的吐峪沟大遗址保护及数量众多的考古重大发现进行探讨。

文物遗存

石窟距离高昌故城15公里，现存佛窟93个，其中10多个佛窟内有残存的壁画。佛窟始建于4世纪，属于高昌时期（327~460）的洞窟有1、40、42、44号窟，壁画题材有禅观图、千佛，图案化的净土、本生故事、姻缘故事等。1号和42号洞窟是专供僧人静坐观像的禅窟，其中《比丘禅观图》反映了高昌禅学的宗旨。保存好的是44号佛窟，是流亡到高昌的北凉王沮渠安周在承平7年至12年所建，题材，画风与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相同。洞窟平面呈方形，顶部凿出隆起的圆形藻井，四壁绘有《尸毗王本生》、《毗楞家梨王本生》、莲花夫人缘》等本生、因缘故事。属于高昌王国时期的洞窟有2、12、38号窟，这时的吐峪沟石窟是王室寺院。出土过高昌王抄写的佛经残卷。

沟东

南侧窟群

洞窟10座。其中5座相对集中，有一中心柱窟，内存壁画，除外多为纵券顶窟；其余5窟散布在偏北的陡峭崖壁上。

北侧窟群

洞窟35座，随山形呈扇形分布，窟型主要为中心柱窟、纵券顶窟和穹顶窟三种。其中有5座洞窟内保存了较多的壁画遗存。一些洞窟窟门外的崖壁上保留有木构窟檐的遗迹。窟群中部洞窟的下方有依山体构筑的窟前建筑，采用夯土与土坯砌筑的方式建造，保存较好处有上下三层，与上方洞窟之间形成明显的成组关系。建筑遗址中可见残缺的墙垣、塔基、窟室等。

沟西

南侧窟群

洞窟6座，分上下两层， 各3窟。

底层有一中心柱窟。窟门外原有木构窟檐；另有一纵券顶窟，正壁开小洞室，侧壁各开两个小洞室。

北侧窟群

洞窟20余座，沿崖壁联排，窟群总长100余米。以中心柱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布列小弄纵券顶窟。洞窟采用依崖土坯砌筑的方式。窟前由通常走廊及土坯建筑的遗迹。

建筑特点

吐峪沟石窟历经千百年沧桑，饱受风沙、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目前已编号的洞窟有46个，其中1—24窟在沟西，第25窟在后沟半山腰中，第26—46窟在沟东。第1和2号窟紧紧相联，位于沟口附近的水渠旁，坍塌严重，但仍有少量壁画。第3—5窟在半山腰中，没有壁画。沿着昔日的“疏阶”攀登而上，可达半山腰一开阔地带，这里是古代一处大型佛教遗址，可能就是《西州图经》中记载的“仙居胜地”，可惜寺墙倒塌，但殿堂、基座等痕迹还可辨认。背靠山峰散布的洞窟，沿山势起伏错落有致，其中第12、20、22号窟保存壁画。沟东的洞窟比较集中，但遭到严重的地震灾害。第25窟位于沟谷深处拐角的半山腰中，其中第36、38窟引人注目，在窟外的顶部凿一圆锥形塔，比较壮观。相近的第40、41、42窟是一个组合，还有山岩上保存较好的第44窟，都是吐峪沟现存重要的洞窟。其中第38、40、41、42、44等窟都保存有壁画。

吐峪沟石窟的大部分洞窟是凿岩修饰而成，只有沟西开阔地带的前排洞窟和寺院遗址有用土块垒砌的痕迹，可能是后来改建或扩建的遗迹。现存的洞窟形制，有以下几种：

(一)中心柱窟这种窟形与典型的龟兹窟相似，主室地面中央筑一塔柱，塔柱四面开龛，其中正面龛较大。塔柱前面为主室，其左、右和后面有行道。这是供信徒礼佛，进行佛事活动的礼拜窟。但该窟群中心柱窟的窟顶，除第2窟与龟兹窟相同是券顶外，第12、38窟为顶，和龟兹窟不同。第12、36、38窟外顶部还凿出圆锥形塔。

(二)方形窟这种窟主要分布在沟东，平面基本呈方形，如第40、41和44窟。但它们的窟顶不完全相同：第40窟平顶中央有一凹入的小型穹窿。第44窟窟顶中心为穹窿式，四面是平顶，窟顶四角和壁面交界处凿出帆拱。第41窟是复斗顶窟，方框四面有坡。第40和44窟地面中央还残存塔基，⑥也是供礼拜的场所。

(三)纵券顶长方形窟是该窟群多的一种形制，与吐鲁番地区居民房屋建筑相同。这种洞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象第1、20、42窟，主室后壁凿一小屋。第1和42窟主室的两侧壁各凿两个小屋，平面约1米见方，仅能容一人，与库车苏巴什佛寺的禅窟相同。这种形制的洞窟在敦煌莫高窟也曾存在过，现在的第268和285窟仍保存有小禅屋，只是后代有人又在里面彩绘了壁画。

另一种是平面为长方形的纵券顶窟。这种窟数量多，有的还有低矮的土炕，有的墙上筑有存放衣物的壁龛，有的还有过道，但均没有壁画。这种洞窟大部分是僧房。

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当有各自不同的职能，但各种不同形制的洞窟又相错而建，除第36、38是一组对窟外，其余如紧紧相邻的第40、41和42窟，第1和第2窟，第12和20窟等，都是各种形制的洞窟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也有些僧房，和克孜尔一样，一个组合可能就是一座寺院，可见昔日的吐峪沟是一处寺院林立的佛教圣地。

保护措施

2014年1月12日，吐峪沟石窟保护设施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吐峪沟石窟保护设施建设项目属自治区发改委审批通过的项目，总投资1097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防洪坝、河道护坡、巡查步道等，计划建设工期243天。该项目始终坚持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建设相融合的原则，通过降低防洪坝体高度并新建河道护坡等措施，既达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又满足了当地村民生活、生产用水的需求。

文物价值

新资料的发现表明：吐峪沟早期洞窟，虽然在洞窟形制、绘画手法上与龟兹石窟和甘肃早期石窟有着的密切关系，但同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在洞窟组合方面，沟东和沟西区石窟均是上下多层式的组群布局：以一座礼拜窟为中心，左右上下开凿僧房窟、禅窟及其他生活用窟，功能完备。早期洞窟建造独特，两座中心柱窟均是利用山坡垂直向下凿出洞窟地面及中心柱。中心柱以土坯包砌，四面则依山体用土坯垒砌成墙。这种做法是周边地区石窟寺所没有的。塑画题材也是吐峪沟石窟中前所未见的。如K18窟中心柱正壁塑大型立像，甬道左右壁均绘大型的一佛二菩萨立像，中心柱后壁下部为一排八身菩萨像。沟西中心柱窟甬道成排的大立佛、二身形像奇特的护法神像，这些新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吐峪沟石窟的内涵，为研究吐鲁番地区早期佛教艺术的区域特色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吐峪沟石窟是高昌地区已知开凿年代早的石窟，是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早交汇的地区。洞窟形制和壁画遗存反映出多种文化对高昌石窟艺术的影响，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艺术宝库。

吐峪沟石窟附近古老的传统建筑形制的民居使用至今，在中国土质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吐峪沟石窟周围的祆教墓葬、佛教寺院、伊斯兰教麻扎，反映了当地多种宗教、多种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