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

其本身分为三期：一期陶器多为红色和灰色，彩陶数量甚少，彩绘图案简单，陶器造型有釜形鼎、罐、尖底瓶、盆、钵等；二期陶器的样式增多，出现了盆形鼎、绳纹夹砂陶缸；三期陶器中多罐形鼎，鼎足除鸭嘴状外，还有圆柱状，灰陶比例明显增多，占了主导地位。木炭标本测定结果表明，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距今（1983）5330±120年，三期距今（1983）5120±120年，属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遗存。

历史

早期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就发现了这片史前遗址。1934年，中国考古学家郭宝钧和他的同行，对青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掌握了大批第一手资料。可惜这批发掘资料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详细的整理和研究，即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在战乱中，这批资料被研究者仓皇掩埋地下，但是到战争结束后，再寻找时这批埋藏地下的古遗物，却谜一样地消失了，至今也没有下落，这件事成为考古史上的一件憾事。尽管如此，我国考古学家尹达据已掌握的青台遗址材料，针对当时学术界文化分期混乱的局面，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仰韶文化应该早于龙山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夏初，考古大师夏鼐率领中国考古界宿将王仲殊、安志敏、石兴邦等来到青台遗址进行调查，根据地面出土器物判断，这里是一处仰韶时代的文化遗存。尔后他们进行了发掘，取得重大的收获，并将发掘成果发表在1951年第2卷第9期的《科学通报》上。青台遗址在史前遗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研究仰韶文化不可缺少的资料。

196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南省文物部门基本陷入瘫痪状态，而当时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当地政府组织附近的农民进行填河造田大会战，成千上万的人集聚到遗址区，不分昼夜连日奋战，大有将遗址夷为平地之势。当时的中国正被这种红色的风暴冲击着，这些祖先遗留下来的点滴遗产也不例外地受到荡涤。

当地一些被解除职务的文物干部，看到这种情况，心如火焚。为了保护这片古文化遗存不受到更大的破坏，他们不顾自身的安危上前劝阻，但是正洋溢着革命激情的广大群众哪里肯听他们的忠告。那些有责任感的基层文物干部，不忍心看到更为惨痛的局面，便四处奔走，大声疾呼，经多方交涉才算制止了这次大规模的举动。但是仅数日，遗址便被挖去20多万平方米，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到了1980年，当地政府在进行农田规划时，需要在遗址区大面积挖土，郑州市博物馆把这一情况上报国家文物局，1981年3月，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博物馆成立青台遗址发掘队，由张松林为领队，进行了发掘。

1981年4月17日张松林带领发掘队，来到荥阳县（现荥阳市）广武乡桃园村，进入发掘工地。他们首先在农田规划区进行了钻探，初步掌握了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以后，即在北坡布下探方进行发掘。当时正是初春时节，尽管温暖的太阳已经驱散寒冷，但是天气依然变化无常，尤其在土岗之上发掘，风力时常达到五六级，飞沙走石，遮天蔽日。考古工作者挖出的土和人类生活所遗留下来的灰烬，一出坑即化为粉尘，漫天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发现

文化遗存

青台遗址所包含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发现有房基、窖穴、陶窑、墓葬等，随之出土的陶、石、骨、蚌、玉、角等类器物保存都比较完好。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进行分析，这片遗址距今约5000多年，应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

人文历史

一天，张松林正在1号探方内专心致志地清理墓葬，突然听到负责3号探方发掘工作的张小玉叫他，闻讯他停下手中的工作，翻身跃出探方，前往察看。原来张小玉在3号探方内清理窖穴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陶器，怎么也弄不明白其用途，于是喊来张松林询问。这件陶器出土于灰色填土中，样子呈覆盘状，下面有三个瓦状足。这件陶器内壁粗糙，外壁光滑，内壁上有一层由于火烧而凝积的黑灰，外壁上结有一层薄薄的锅巴状物。张松林立刻联想到1979年他在点军台遗址发掘时出土的一件平底盘，形状似现代烙饼的鏊子，但是这件器物发掘时三足腿已经损坏，只留下痕迹。两者联系起来，张松林推断这是一件5000多年前，原始人类使用过的陶鏊。他风趣地把陶鏊放在鼻子下闻闻，并深深地吸口气，似乎闻到从遥远的天外飘来的一股淡香。原来我们的祖先早就吃上了烙饼，这不禁使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结束了一天的发掘后，张松林常常独自封闭在简陋的村舍中，一边看书，一边写发掘记录，而且经常是通宵达旦。他十分注重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因此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所以他的认识和思维也在不断地升华。他在研究了大量的有关陶鏊的考古材料后，写出《中国新石器时代陶鏊研究》等一系列论文，从而将中国的烙饼史的起源追溯到1万年之前。

发掘

民国年间，瑞典人T·J·阿尔纳曾在遗址南部发掘，其所著《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中有记载。1934年，河南考古学家陈云路、郭宝钧等人曾在此遗址中部小面积发掘。

1951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鼎、王仲殊、安志敏、马得志等人在该遗址调查发掘，写有《河南成皋广武区考古纪略》，发表于《科学通报》1951年2卷7期。

1981年至1982年郑州市博物馆与荥阳县文化馆、1987年9月至1988年6月郑州市文物工作队与荥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文化层12层，分为3期：一期陶器多为红色和灰色，彩陶数量较少，彩绘图案简单，仅见一种红色彩带，均施于钵和盆的口部，陶器造型有釜形鼎、罐、尖底瓶、盆、钵、碗等。二期陶鼎的样式增多，出现了盆形鼎、罐形鼎，腹部圆鼓，足多为鸭嘴状；尖底瓶腹部内收，口平内折；还出现了绳纹夹砂陶缸。三期陶器中多罐形鼎，鼎足除鸭嘴状外，还有圆柱状等；钵的形状不仅有了变化，同时出现了灰陶钵，盆腹变深，小平底；尖底瓶减少，为缸和大口尖底瓶取代。灰陶比例明显增多，占了主导地位。彩陶除二期使用的图案外，新出现了红衣黑彩的波浪纹、S纹、X纹等。

1981年、1982年发掘出土的30余座房基。一期坐南朝北，东西成排，共9间。其营造程序是，首先在生土上修整地平，再垫土夯实，抹一层砂礓粉末作地面，四周树立木柱，因未经烧烤，故出土时仅能看到排列密集的柱洞和残存的砂礓地面，柱洞内残存的木柱腐配白色粉末；火池位于房内中部，因经常烧火而成砖红色。二期房基高精尖是先修整地平，然后多层垫筑红烧土碎块和粘土，夯实后用砂礓粉末抹平地面，四周树立密集木柱，用草拌泥驿筑墙体，用大火烧烤成砖红色，使房子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既防潮又结实。门向朝东，火池位于房内近门处，靠门一侧有挡风墙。三期房基的建筑方法和程序与二期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