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概述

《永乐大典》编纂于永乐年间，由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担任总纂修，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 

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

修书过程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

详细介绍

包装

完整的《永乐大典》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用明代营造尺来量，高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开本宏大，具有皇家的威仪和气魄。

每册《大典》约有50叶（页）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册，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书叶采用雪白、厚实的树皮纸，翻开书发出淡淡书香，十分讲究和美观。

古籍的书衣就是现代书籍的封面，因为像人穿的衣服一样包裹在书的外面，就有了“书衣”这个形象的称呼。《永乐大典》的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这种很像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叫做“包背装”，是元朝和明朝前期书籍装帧普遍采用的方式。包背装书籍应该是立着插在书架上，不像后来的线装书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象，一万多册开本宏阔的《永乐大典》摆在架上，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可谓煌煌巨制。

书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黏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如果手里有一部当时通用的《洪武正韵》的话，按图索骥，就能十分方便地从一万多册《大典》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行格

翻开《永乐大典》书衣，就是卷端，也就是正文的第一叶（页）。可以看到，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笔写成的。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引用书籍的著者和书名；墨笔用来书写题名、卷数、韵目、书籍正文并绘制图画；圈点则是用内空外圆的芦、竹、骨或玉制笔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整体看起来端庄美观，朱墨灿然。

《永乐大典》每一叶朱色的边栏界行都是用手绘制、而不是印刷出来的。大典的边栏四周都绘成双边，“朱丝栏”把每半叶隔成八行，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中间还有一个“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叶数。行格的笔画粗细均匀，画得一丝不苟。如果仔细看看，还会发现朱丝栏线上、下都有针眼，根据这个针眼，你就能猜出为什么栏线能画得间距相等了吧。

《永乐大典》的3亿7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大典中所绘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丽工致。这3亿多字在编纂时应该至少抄过一遍，两千多人连编带抄用了5年时间；定稿后清抄，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清抄的书手中有许多是各地有名的书法家。由于现存的《永乐大典》是嘉靖年间重录的，永乐年间原本的书法不得而知。嘉靖年间负责重录工作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曾经赞叹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从嘉靖重录本看，《大典》的书法较为瘦长，类似欧书，看起来流畅挺拨，相比较，清代的馆阁体则显得更圆润一些。当然，《大典》的书法也有匠气较浓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过于挑剔。

从《永乐大典》的残本上，还可以看到其中的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完整的时候，插图的式样和种类一定非常多，如果单独编一本《永乐大典》插图集的话，那简直就是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清代大学者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说到他编纂《四库全书》时，有一次翻到《永乐大典》上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图画，很是惊讶。按照《永乐大典》上的记载，“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动扳机，箭飞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铁甲，宋朝的军队用“神臂弓”来对付金兵很有效果。宋军对这一利器的使用有严格的军法要求，绝对不能遗失或被金兵得去。“神臂弓”在元世祖的时候失传了。结果“神臂弓”最终随着《永乐大典》而消亡了。

编排

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它的辞条是用英文26个字母的顺序来编排的，那么在中国古代，如何把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很快能检索到要找的内容呢？《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幅《永乐大典》图版中，卷端第一行下方“四霁”就是韵目的顺序和名称，第二行的“寄”字就是属于霁韵的一个韵字。别看只有三个字，作用可是很大的呢！

当代专家学者要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往往要先确定条目，再根据大量的资料逐条撰写。像《大英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是这样。《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也要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不过他们并不撰写什么文字，而是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这种做法，有点类似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

《永乐大典》记载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的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就像这幅图版看到的样子。

韵字下面也有文章：《永乐大典》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都列在辞目下面。但根据具体情况，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比如图版中的标目字“昭”的下面，就把《左传》中关于鲁昭公一节的记载全部列在下面，而且一列就是好几卷。

古音古字汇于书中：《永乐大典》在检索字的下面首先要注明该字在《洪武正韵》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训释，还要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内容十分丰富。你看这个标目字“冀”字下面就列举了“冀”各式各样的写法，真像书法字典一样。

《永乐大典》前后编纂过两次，第一次编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由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人负责，召集了147人，于次年完成了编纂工作。名《文献大成》，当时的明成祖朱棣阅读后非常不满，命令重新编纂。

重纂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再命解缙、姚广孝、郑赐等人重纂，这次因为采选的书籍众多（集齐了全国所有的书目），参与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2.16万人。

《永乐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由于人员数量过多，已经无法统计了。

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人员的生活条件优裕，他们居住在离皇家藏书处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由光禄寺早晚供给酒肴、茗果，还发给膏火费，官员参与编修的可以免朝，待遇十分优厚。当时有人就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永乐大典》编纂的盛况。

《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损，又重录了一部，称为“嘉靖副本”。因为两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流传稀少，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永乐大典》从编纂到毁灭的600年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和千古之谜。

《永乐大典》纂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选了一部分藏书带到新都，《永乐大典》在正统年间正式被放置在文楼中。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

在明朝皇帝中，明世宗（嘉靖皇帝）最喜爱《永乐大典》，平时在案头上常备几册大典以供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发生大火，三大殿都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便危及文楼中的大典。明世宗连夜下了三道金牌，令人把大典及时抢救出来。为防止今后再遭受类似祸患，明世宗萌生了重录大典的想法，并同大臣徐阶反复商议此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礼部主持了“糊名考试”，选拨出109位善书人。内府调拨了画匠、砑光匠、纸匠等。惜薪司、光禄寺和翰林院也分别负责木炭、酒饭和“月米”的供应。重录工作正式开始了。

重录之初，大臣徐阶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不必拘泥原来的式样和书法。后来他翻检《大典》，发现如果版式一变，上面的大小字和图形都要发生变化，不如照原样摹写方便，最后决定重录全仿永乐正本，不加任何改变。

重录《永乐大典》的缮写者被规定每人每日抄写三叶（页），这样重录工作整整花了6年时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最后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意义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流传到今天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他因为自然或人为的破坏，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古代典籍是承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郑和宝船”，它的形态、语言和内容是一个时代历史的真实写照，能激起人们探秘寻宝的强烈冲动。

《永乐大典》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船”，它曾经如此庞大和华丽，把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化统统装入它的仓中。道教在元朝经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元朝的统治者几乎烧毁了所有关于道教的书。到了明代，流传于世的道家经典不足宋元时候的三分之一。而《永乐大典》则最大限度的记载了明朝以前所有的道家经典。可如今，人们只能通过露在水面上的一小段桅杆来猜测这艘沉没宝船的一切了。历史上的《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也带来了同样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谜。当代许多人不知道《永乐大典》是一部什么书，还有许多对《永乐大典》耳熟能详的人恐怕一生也无缘见到《永乐大典》的原貌。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

清代学者辑录宋、元文人的诗歌文集和宋、元两朝的史料最为丰富。近现代以来，戏曲、地方志、科技书籍和医学著作开始被人们重视和辑录。大典中的佛教、道教资料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下面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历代辑佚的过程和成果。

总纂修

解缙（xiè jìn ，1369－1415），著名学者，明朝著名才子之一，永乐大典总纂修。字大绅，缙绅，号春雨、喜易，谥文毅，汉族，江西吉水人，解纶之弟。洪武十二年进士。历官御史、翰林待诏，成祖即位，擢侍读，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与编《永乐大典》，累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有《解学士集》、《天潢玉牒》。解缙以才高好直言为人所忌，屡遭贬黜，终以“无人臣礼”下狱被杀。

洪武二年十一月初七日（1369年12月6日）他出生在吉水鉴湖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解子元，元至正五年（1345）进士，授安福州判宫，迁太史院校书郎，除承务部、东莞县尹，在元末战乱中死于乱兵；父亲解开，二魁胃监，五知贡举，以父死节赠官参知政事不拜，明初授以官又不受，一心从事著述、办学，培养人才；母亲高妙莹，不但贤良淑慧，而且通书史、善小楷、晓音律。解缙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传说他自幼颖敏绝伦，有“神童”之称。其母画地为字，于腿盖中教之，一见不忘。5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7岁能述文，赋诗有老成语；10岁，日数诵千言，终身不忘；12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

年表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差点毁于大火。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令人抄写一本副本，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抄绘，耗时六年。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完工。

明末清初：正本下落不明，疑毁于此时的战火。亦有可能藏于永陵。

雍正年间：副本收藏在翰林院。

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缺失2422卷，有千余册不知所终。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库全书纂修官黄寿龄私自将《永乐大典》六册，带回家中，途中失窃。乾隆帝指责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听纂修等携带外出！”下令严查，全城戒严。不久六册书在御河桥边被发现，失而复得。

嘉庆十三年（1808年）纂修《全唐文》，大臣奉旨入阁参考《永乐大典》。

道光年间纂修《大清一统志》，多参考《永乐大典》。

光绪元年（1875年）：不足五千册。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和入翰林院查点，仅存八百余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所余无几。翰林院内仅存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三百三十册大典。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国务院批准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

1920年，叶恭绰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发现并购回《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残本。

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达93册。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将11册《永乐大典》归还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原藏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的二十一册捐献出来。顾子刚捐赠三册，系北洋军阀徐世昌所有，周叔弢、赵元方、张季芗、郑广权、王富晋、陈李蔼如、赵玉林等先后各捐一册。

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藏日本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

1955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赠还中国3册。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

1959年：收集《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副本、微缩胶片等，共七百三十卷，约占全书总卷数的3%。

1965年，赵万里捐出所藏2册《永乐大典》。

198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从山东入藏1册。

影印出版

《永乐大典》残本约400册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从二十世纪初，就不断被藏书家所摹写、复制。像傅增湘、嘉业堂这些收藏过《永乐大典》的藏书家和藏书楼都曾经仿真复制过《永乐大典》。也有的图书馆将复制的《永乐大典》用来交换中国保存的《永乐大典》胶卷，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1959年，北京图书馆将历年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原本和胶卷提供予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自己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复制品一起进行影印出版。经过多次补充出版，正式出版的《永乐大典》已达797卷，占现存总数的99%。台湾和日本也出版了影印的《永乐大典》。2002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并计划在几年内将世界现存的《永乐大典》全部影印完成。

正本命运

明朝嘉靖年间重录《永乐大典》后，有关大典的记载就很少见了，特别是永乐正本的下落更是扑朔迷离。有人认为大典正本毁于战乱或火灾，早已荡然无存。怎有人却认定大典应该是被殉葬了，还有重现于世的希望，要不然怎么会突然间杳无音讯的呢？以历史记载详实而著称的中国，？实在匪夷所思！正本究竟遭受了何等命运？如何亡佚的？至今还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毁于明末说

根据史书记载，永乐年间曾经考虑过将新编就的《永乐大典》付梓，但因工费浩繁而罢。嘉靖副本重录30年后，又有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曾上书建议刊刻大典，因为同样的原因未被采纳。更有太史令李维桢批评《大典》“冗滥可厌，殊不足观”，说明在明朝万历年间，《永乐大典》仍然存世。可到了明末，学者谈迁和顾炎武却认为大典在万历末年间就毁于大火了。熟悉明末宫闱旧事的宦官刘若愚写的《酌中志》也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真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就下了个结论，说“明祚既倾，南京原本和皇史宬副本并毁”，还说嘉靖录副时，实际上是抄了正、副二本，录副后，永乐原本归还南京去了，一并毁于明末战乱。这些说法看来并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

毁于嘉庆乾清宫大火说

清朝康熙年间，学者徐乾学和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副本，已有残缺。雍正间，这部副本被运到翰林院保存了起来。学者全祖望猜测永乐正本应该还在乾清宫中，希望能用正本来配补遗失的副本。清末的缪荃孙也执相同看法，并且明确说，正本是在嘉庆年间乾清宫大火中被焚毁了。可是乾隆间编纂《天禄琳琅书目》时并没有记载正本的存在。而且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还寻找过丢失的副本，负责辑佚《永乐大典》的馆臣们也没有见过正本。所以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说法应该是靠不住的。

殉葬说

20世纪60年代，位于北京十三陵的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的大门被缓缓打开。定陵的挖掘是当时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报刊一时纷纷报道。但定陵的挖掘还有着一层不为人所知的背景，就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一些史学家论证《永乐大典》的正本被殉葬在定陵中，结果当然让人大失所望。

可是《永乐大典》殉葬说却被很多学者所采纳，他们从最喜爱《永乐大典》的明世宗的下葬时间和《永乐大典》录副的进度来比较，以及从《永乐大典》正本突然失踪的情况来判断，猜测《永乐大典》的正本极有可能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去了。殉葬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尚可以找到完整无损的《永乐大典》正本，可是这部资料价值极高而又历经磨难的类书的命运又一次牵动了人们的神经，而被广泛地关注和报道。《永乐大典》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让每个中华儿女都为之绷紧了神经，这种心情就像一位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童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

副本命运

副本流传至清代，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雍正年间，《大典》才由皇史宬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得有借阅机会。乾隆初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进士后，被分到庶常馆学习，曾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大加称赞，并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写了一篇《抄永乐大典记》，详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道光以后，清室日趋衰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逐渐流失损坏。但《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此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劫掠，许多宝贵的文物丧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所余寥寥无几，言之令人痛心。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寻找失去的大典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这首七言绝句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诗中赞赏永乐皇帝编纂《永乐大典》的良苦用心，对《永乐大典》收集佛、道典籍进行了批评，感叹历尽沧桑的大典流传下来已经不完整了。短短四句话，昭示了乾隆皇帝对《永乐大典》的认识。乾隆朝对《永乐大典》的挖掘和利用也都由这四句话看出端倪。

经过明代的战乱，《永乐大典》副本已经有所散失了。在皇史宬发现大典的徐干学说过，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可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永乐大典》的缺失还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当时因要从大典中辑佚失传的典籍，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大典缺失了2，422卷。乾隆皇帝深为叹息，下令在全国寻找丢失的《大典》，特别要在书贾坊林间“留心体访”。有人猜测，最早发现大典的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等人经常利用此书，可能把一部分带回浙江老家去了。乾隆皇帝就给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下了密令，要他们去徐、高等人家中宣示，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回家，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概不追究。可是徐、高后人坚持说没有见过大典，最后只得无功而返。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个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盗去。事发之后，乾隆皇帝闻讯十分恼火，严令缉捕、找回大典。最后盗人丧胆，趁夜悄悄将大典放到御河桥边，终被追回。而黄寿龄也被处罚俸3年。

清朝官员的盗窃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设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辑校《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共得经、史、子、集四部书385种，4，946卷。取得的成绩固然很大，但也有很多古籍未能辑出。事后，馆臣们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捐”，草草收场。道光后，《永乐大典》被弃置在翰林院，无人过问。一些官员趁机大行偷盗之事。根据清末缪荃孙的记载，当时翰林院的官员早晨进翰林院办公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打成包袱的样子背在肩上；下午离开翰林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册《永乐大典》出来，看守人员毫无觉察。像文廷式这样的学者也通过这样的手法偷盗《永乐大典》，数量达到100多册。《永乐大典》流出宫后，有的被洋人高价收购，更加剧了它的流散。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永乐大典》，只剩5，000多册。20年后再清点，竟然只存800册。一部大书，几乎被偷光了。

外国侵略者的掠夺

1900年6月，《永乐大典》副本最后的劫难到了──当时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与围攻英国使馆的义和团发生冲突。英国使馆毗邻翰林院，在冲突中成为战场。据英国人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冲突中有人将火把抛进翰林院中，翰林院顿时着起大火，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藏书遭受空前浩劫。贮存《永乐大典》的敬一亭也被烧毁。“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籍，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在这次浩劫中被焚，剩下的有的被修了工事，有的被垫了马槽。译学馆的刘可毅一人就在洋人的马槽下拣到数十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副本被毁殆尽。

英国人从这次焚毁《永乐大典》的事件中得益最多。使馆有个叫翟里斯的官员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拣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的卷13345还被当做战利品赠送给他的父亲。威尔记载，英国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到如此宝贵之书，是平时绝对见不到的，都想拣选，“在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从此，《永乐大典》流散到民间和国外，成为各藏书单位争相收藏的物件。

在收藏《永乐大典》的外国当中，日本的收藏是最多的。日本的东洋文库号称世界五大亚洲学研究中心之一，它的许多藏书都来源于中国。东洋文库是接收英国人莫利逊的藏书起家的，在莫利逊文库中就有他在庚子事变中得来的5册《永乐大典》。东洋文库还委托北京等地书坊代购《永乐大典》。1943年，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与东洋文库一起，从湖州刘承乾嘉业堂处购得49册《永乐大典》，这些《永乐大典》一直放在满铁图书馆，直到1945年大连被苏联红军占领后，被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

此外，美国、德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图书馆也收藏了少量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零本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还不断有所发现，这些零本远涉重洋出现在异邦，虽然历经坎坷，但有幸保存下来了。

嘉靖抄本

2014年11月7日，在美国洛杉矶亨廷顿图书馆，参观者在一次小范围展出上拍摄《永乐大典》。位于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在馆藏书籍中偶然发现一册《永乐大典》嘉靖手抄本。这册《永乐大典》包括两卷：第10270卷《教世子》及102071卷《文王世子篇》，主要讲述了皇室家族应当怎样教育皇子，其中大量引用了《礼记》等12部文献，包括4部现已完全失传的文献。该卷由曾经在中国传教的怀挺传教士于1900年带回美国，并传给子女，他的女儿在1968年将它赠与亨廷顿图书馆。亨廷顿图书馆于2014年12月13日起为《永乐大典》举行特别展出，将这部封尘已久的古书呈现给参观者。

重聚经历

官私辑佚

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年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清代乾隆皇帝很想比肩中原皇帝，想做一番大事。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说，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但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不同，没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加之满清定鼎中原刚刚百年，对宋、明人指斥谩骂北方少数民族的言辞十分忌讳。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采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所以，这次系统辑佚古书工作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据文津阁藏本，所谓的《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但是，凡是被满清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观点的著作，均不能抄入《四库全书》，均被删减掉了，可惜，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因此常常被人诟病为明为修书实为毁书，为了控制民间反对异族统治的言论，而实行毁书达到以愚黔首的目的。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不过规模都要小多了。

近代收集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民国间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经过90年的努力采集、国家调拨和各界捐赠，收藏的《永乐大典》原本达到221册，现存《大典》的胶卷也基本收集齐全。国内的《大典》除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各有一册外，其他都集中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中。

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运美运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为防不测，国民政府下令古物南迁。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永乐大典》等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上海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3，000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放在上海的另外25册《永乐大典》后来运回了北平（今北京）。

名家赠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外国归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政府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鲁民捐赠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图片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近现代辑

近现代因为《永乐大典》的散失，能够利用的只有区区400册，但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民国间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在1928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后，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录工作，辑录了《陈了翁年谱》，还以多年功力，从各种载籍中搜求逸佚，编纂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其中采用《永乐大典》佚文颇多。赵万里和陈恩惠等人，在日据时期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辑录工作，他们发现《四库全书》中的若干种《永乐大典》辑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根据当时陈恩惠建议，把《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陈恩惠具体负责核对《四库全书》。由赵万里将佚文确定后，雇请两位抄写人员进行抄写，辑佚工作进行了6年，辑出史部、子部、集部，特别是方志、文集等总数达213种。其中的《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后来都经过再辑得以出版。这时期的辑佚还有郭沫若的《大德南海志》、钱南扬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栾贵明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等。

《元一统志》

元代地理总志《元一统志》原书近800卷，记载元代地理疆域沿革、山川、湖泽、物产、土贡等，是研究元史的重要资料。赵万里从1944年开始，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元一统志》佚文，又从元至正刻本残帙辑出传录的《元一统志》2册，从常熟瞿氏藏抄本辑出传录的《元一统志》2册，从吴县袁廷梼家抄本《元一统志》辑出残帙1册。由于其他原因，《元一统志》的辑佚工作停滞了20年。1965年，赵万里辑出明《寰宇通志》、《明一统志》等书所引用《元一统志》资料，经反覆校勘，合为一体，该辑本终于在196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析津志》

《析津志》是元末熊梦祥所撰、记述元大都的书，为现存最早记述北京地方史地的专著，其中可以得见元大都和金中都的官署、水道、仿巷、庙宇、风俗等。现时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辑《析津志》是在赵万里等先生辑佚的基础上，由善本部集体汇集整理，最后完成的。《析津志辑佚》的版本有四个来源：一是《永乐大典》原本；二是《日下旧闻考》所载；三是徐维则铸学斋所藏抄本，即所谓《宪台通记》中所载；四是北大图书馆所藏缪荃孙从《永乐大典》辑《顺天府志》残卷和来自孙殿起的本馆所藏明初辑抄《永乐大典》的《顺天府志》残卷。可以说是百年来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析津志辑佚》一书后经首都博物馆赵其昌校订，1983年9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大典戏文三种校注》

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辑录《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出戏曲。

戏曲在大典，“戏”字韵下为戏文（南词），“剧”字韵下为杂剧，十之六七没有传本。《四库》馆臣以戏曲鄙俗，未加辑录。大典收录“戏文”有33种、“杂剧”90种，较古的宋元南戏除《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琵琶记》诸本外，明初尚存《破窑》、《跃鲤》、《金印》、《牧羊》等记，而《小孙屠》一本以北曲诸牌与南曲“风入松”合套，开南北合套风气之先。其他如《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保持了许多失传古剧的资料，都十分生动。大典所存南戏残本，是南戏研究的重要资料。赵万里之外，谭正璧也较早关注过大典中的戏文，著有《永乐大典所收宋元戏文三十三种考》（话本与古剧），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胡竹安、郝朴宁、赵日和等在对南戏体制的研究、三种戏文校补、沈等方面也做出了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