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3月25日),出生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
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1742年),外调江苏,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为官政治勤政颇有声望,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
乾隆十四年(1749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作了大量表现自我性情的诗篇,并广纳弟子,出资刊刻诗集,成为乾嘉诗坛赫赫有名的诗坛将领,引领一代诗风。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诏求遗书,将所藏书传抄罕见者皆献于清廷,并作有《散书记》以纪。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到沭阳作客,沭阳各界曾趋前30里迎接。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
嘉庆二年(1798年),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
《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黄生借书说》《所好轩记》等
在清代诗坛上,袁枚曾以其“性灵说”诗论独树一帜,对流行于当时诗坛的各种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扫荡,一改清诗风貌,影响深远,贡献斐然。
袁枚还认识到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诗歌创作也应随之发生新变,提倡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形式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以新言去写新意。袁枚的这些诗论观点都体现出对诗歌创作要彰显个性和独创性的强烈追求。
袁枚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强调诗歌创作要自由自适、畅快淋漓地抒发真情实感。这一诗论主张在理论上是符合诗歌抒情本质的。袁枚能够在当时复古主义风靡诗坛的背景下,独树一帜,标举性灵,大胆地肯定自我、尊重人的情感。而且,袁枚能够以情论诗,不以时划人,不以人废诗,这不仅肯定了通俗文学的价值,而且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袁枚还从诗歌创作主体出发,对于诗人应具备一定的诗才禀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除此之外,袁枚基于对个体意识和个人情感的肯定,要求诗歌创作要情出于我,摆脱前人窠臼,当变则变,勇于推陈出新,力求彰显自我个性,表现出独创性。这些合情合理的诗论观点,对今人从事诗歌创作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姚鼐: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孙星衍:先生有吏才,通达政体,而议论务出于宏厚,虽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退而惜以文自见,然其成就有足观焉。
昭裢:随园先生,天姿超迈,笔法精粹,古文尤为卓作,予深佩之。惟考订实非所长,其诗话、随笔中,错误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