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2007年04月25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将军专程到袁崇焕纪念园参观。迟浩田将军表示：“咱们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自古以来可以说是英雄豪杰辈出，袁崇焕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英雄，我们岳飞、袁崇焕都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褒有贬，经历坎坷，但是最终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公正的。”并亲手为纪念园写下了“护国爱民、英名永辉”的题字，高度评价民族英雄袁崇焕一生忠于国家、在民族大义面前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

园内袁崇焕塑像由享誉国际的雕塑大师潘鹤教授精雕细琢而成，气宇轩昂，威震九天，重现了伟人昔日雄风;十九幅袁崇焕传记浮雕精镂细凿，图文并茂，栩栩如生，记载了伟人峥嵘岁月;三界庙、袁督师祠结构精巧，典雅隽秀，蔚为壮观，是国内罕见的露天木质结构建筑;袁崇焕故居古色古香，袁崇焕“衣冠冢”古幽肃穆。园内曲径回廊、钟亭鼓阁、池馆水榭，错落有致，既有花香荔熟雀噪蝉鸣、湖光潋滟的自然风光，亦有儒雅悲壮的诗赋碑文。该园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胜地。

相关景点

点将台

在点将台上的本园的标志物——袁崇焕石雕像，以花岗岩为材质，高15米，重约300吨，由著名雕塑家潘鹤大师耗时14个月雕刻而成。袁崇焕身披战袍，抚胸按剑，背枕南天，北面辽陲，仰天长啸，壮志犹存，尽显昔日雄风。石像脚下的石基上刻着“擎天一柱”四个大字，由袁汝南堂宗亲会的成员、书法家袁鸿枢老人在2002年94岁时所题写。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挥兵直攻辽东，挑起宁远大战。袁崇焕临危受命，避开金兵能骑善射的特长，发挥自己高城大炮的优势，大败努尔哈赤。凤雁传捷报，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袁崇焕被提升为右剑都御史。民间传说，明熹宗高兴之余，赐封袁崇焕为“擎天一柱”，将他喻为大明的柱石。

崇焕故居

崇焕故居位于园内的东侧，是一座翠瓦朱檐的仿四合院式院落，于2001年由市、镇、村和袁氏宗亲捐资修建。门外有袁崇焕身着戎装策马扬鞭的铜像。故居大门匾额上题“司马第”三字，匾额下的“袁崇焕故居”牌匾由孙中山副官张猛夫人潘景晴女士题写，“两旁有木刻对联：“是为豪士之闲士，不读黄农以下书”。院中有一凉亭，亭上挂有“听雨”匾额，故称为“听雨亭”。故居面积不大，陈列简朴，可见袁督师的清廉生活。

三界庙

三界庙是水南十八坊中著名的古建筑。1627年袁崇焕辞官还乡，适逢三界庙重修，袁崇焕一直推崇唐代名臣魏征“仗义执言”的思想，他捐资出力，并且挥笔写下了著名的《重修三界庙疏》。据《东莞县志》记载，三界庙原址在现水南村委会旁的东江边，1958年被大水冲毁。园内的三界庙建成于2003年，为五开间三进两廊式结构，正门南向，青砖青瓦红石地基红石柱，屋檐高低错落有致。整个庙宇气势磅礴，雄伟壮丽，方朴威严。第一进为大门，大门正上方正楷横批“山门”，两侧各有两根红色石柱。第二进为庙堂“三界庙”，供奉唐代名相魏征，为三界菩萨。第三进是一座廊檐飞翘，肃穆庄严的袁督师祠。庙内西南侧与一条蜿蜒的休憩长廊毗邻，东北面侧同一道长长的传记浮雕长廊相伴。19幅传记浮雕长达76米，精镂细凿，造型立体，一图一史，完整记录了袁督师的峥嵘岁月。

衣冠冢

佘家小院的后方，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树中掩映着袁崇焕的衣冠冢。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批示，保护袁崇焕祠墓。但文化大革命时，墓、祠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东莞相关部门派员到北京与守墓人佘幼芝女士合力修缮将袁崇焕祠、墓;中山大学莞籍教授提出要求把墓迁回东莞，但囿于各方面因素而未果。后经守墓人佘家同意，于2002年水南村根据北京的袁崇焕墓在东莞石碣水南村袁屋墩上修建了袁崇焕衣冠冢，以方便海内外人士拜祭。这是一座庄严的衣冠冢，原版复制了北京袁崇焕墓的“有明袁大将军墓”的碑文。袁墓旁边立着第一代守墓人佘义士和第十八代守墓人佘焦平的雕像，两旁是石将领、石马、石狮和石羊。袁崇焕衣冠冢一侧，是佘义士的衣冠冢，一派古幽肃穆，寓意袁崇焕将军魂归故里，佘义士长伴英灵。

红夷大炮

点将台下东侧的草地上放着一门被皇帝加封尊号为安国平辽靖虏大将军的红夷大炮，复制了当年袁崇焕试用过的红夷大炮。整个炮管长3米，口径1325毫米，炮身铸有六道箍，火门位于炮管后部，尾盖形状像覆盂，炮管中部两侧各铸一直炮耳。相对于明军以前使用的火炮，这种炮具有射程远、威力大的优点。宁远大战时，袁崇焕把11门红夷大炮架设在宁远城上，并派专人培训炮手，加以使用。在此之前，虽然中国是最早制造火炮的国家，但落后的技术让火炮的发展也随之停滞，中国在战场上的火炮作用有限。袁崇焕在西方国家引进这种改良射程远的新式武器，表现了袁崇焕敢想敢做，大胆求新的精神。

袁崇焕简介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袁崇焕传)，号自如，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袁崇焕是明朝末年的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蓟辽督师，曾多次大挫金军，击败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阻遏后金南下，屡建奇功。后遭谗言诬陷，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被凌迟处死。他忠贞爱国，为后人世代敬仰，史学家称誉他为“明朝第一将军”。

“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这是袁崇焕一生的写照。他的故居原址就坐落在石碍镇水南村袁屋墩。为了纪念先贤，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倡传统忠义美德，水南村人民在市政府、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资1.2亿元在故居旧址上修建了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的园林景区——袁崇焕纪念园。

金庸先生对袁崇焕推崇备至，称他是真英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开篇说到：“在距离香港不到150公里的地区中，过去300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的袁崇焕。”金庸先生还为袁崇焕纪念园题写了“崇焕故园”的书法条横，雕刻在纪念园大门前的巨石上。

邵武知县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三甲第四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袁崇焕被朝廷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为“八闽屏障”。

袁崇焕在邵武知县任上的重要事迹，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五件：

第一，救民水火。《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素(qiáo)捷有力，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第二，处理冤狱。《邵武府志》记载“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

第三，关心辽事。夏允彝《幸存录》记载：袁崇焕“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袁崇焕了解辽东边事，为后来的军旅生涯，做了初步的准备。

第四，聚会奎英。袁崇焕企盼做一番大事业，就要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为共同理想而奋斗。袁崇焕在邵武招纳的军人如罗立，后在固守宁远之战中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一炮发中，“歼虏数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题辞高塔。袁崇焕在邵武为民救火、处理冤狱、关心辽事、聚会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题写塔名的聚奎塔。

塔额中题“聚奎塔”三个字，阴文，颜体，行楷，舒朗，苍劲，刚挺，圆浑，流畅。这方题刻，字迹清晰，完好无损，是至今袁崇焕留下惟一可信的极为珍贵的墨迹与文物。

单骑阅塞

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时机，察视边塞，了解形势，为辽事进行准备。

此时辽东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辽东经略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道：“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无局可守。《明史》记载：自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以来，明朝在辽东的总兵官，阵亡者共14人：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钟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朝野官员，谈敌色变。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袁崇焕在这个明朝关外局势空前严重的态势下，单骑出关，巡视形势。《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

在失陷广宁的第四天，御史侯恂慧眼识人，不泥成规，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明天启帝采纳侯恂等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袁崇焕赴任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熊廷弼问：“操何策以往?”袁崇焕答：“主守而后战。”熊廷弼跃然喜。

袁崇焕任职后，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当时山海关外广大地域，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据，袁崇焕便驻守关内。朝廷采纳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奏议，对边外蒙古部落实行“抚赏”政策，就是颁发赏银，争取他们同明朝结盟，共同抵御后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领接受了“抚赏”，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到山海关外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王在晋又令袁崇焕往前屯(今辽宁绥中前屯)，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袁崇焕受命之后，连夜赶路，丛林荒野，虎豹出没，天明入城，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

营筑宁远

广宁失守，明军大败，天启帝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驻镇山海关。王在晋等人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地方即八里铺，再筑一座重城;袁崇焕等人则主张在山海关外200里的宁远卫筑城。袁崇焕极力陈谏，因人微言轻，不被采纳，遂越级呈报首辅叶向高。叶不明情况，不能决断。朝廷命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出关巡边，孙承宗实地考察后，看中宁远是山海关的天然“重关”，赞同袁崇焕之议。王在晋虽经孙承宗“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的规劝，仍固执己见。孙承宗只好上奏朝廷，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并自请督师辽东。

孙承宗上任后，天启三年(1623年)春，袁崇焕受孙承宗命，往抚蒙古喀喇沁部。明失广宁后，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尽为喀喇沁诸部占据。明军前哨不出关外八里铺。袁崇焕亲抚喀喇沁诸部，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200里;又拊循军民，整治边备，成绩卓著。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督导与支持下，同满桂、祖大寿开始营筑宁远城。但祖大寿臆度朝廷不能远守，便草率从事，工程颇为疏薄，仅筑十分之一。袁崇焕手订规制，亲自督责，军民合力，营筑宁远。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孙承宗、袁崇焕等为构筑关宁防线，采取诸多措施：一是修筑城堡，二是驻扎军队，三是召回辽人，四是垦荒屯田，五是贸易货物，六是抚绥蒙古。这道关宁防线，不仅保卫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20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局势。在构建关宁防线过程中，袁崇焕雷厉风行，纪律严肃，发现一名校官贪污粮饷，越权将其杀了。孙承宗大怒，袁崇焕叩头谢罪。

宁远城于天启四年(1624年)完工，成为关外一座重镇。同年，孙承宗上疏言“宁远可战可守”，又说“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帝从之。同年，袁崇焕父病故，袁崇焕两疏请辞，不许。

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修缮城郭，派军驻守，自宁远向前，推进200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御体系。《三朝野纪》记载：“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

正当孙承宗与袁崇焕组建宁(远)锦(州)防线、进图恢复大计之际，朝中政局，发生变化，阉党势力猖獗。同年，总兵马世龙败于柳河，言官交章劾奏，并及孙承宗，孙承宗请辞。十月，阉党分子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努尔哈赤探知后，亲率大军西渡辽河进攻宁远。

宁远大捷

高第上任后，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力主尽撤宁锦之兵于山海关。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亦力争不可，其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高第凭藉御“赐尚方剑、坐蟒、玉带”的势焰，又有阉党作后台，不但执意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传檄撤宁(远)前(屯)路防备。

宁前道袁崇焕决心身卧宁远，保卫孤城，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高第无可奈何，只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屯民入关，抛弃粮谷10余万石。这次不战而退，闹得军心不振，民怨沸腾，背乡离井，死亡塞路，哭声震野。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亦烧毁粮储庐舍而退。(《东华全录》)。警报驰传明朝，举国汹汹，人心惶惶。兵部尚书王永光“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明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麒，闻警丧胆，计无所出，龟缩山海关，拥兵不救。在此紧急关头，宁远城“关门援兵，并无一至”。袁崇焕既后无援军，又前临强敌：八旗军连陷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等八座城堡。原驻守军都早已撤到关内，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未遇抵抗，直奔宁远。

袁崇焕驻守孤城宁远，城中士卒不满2万人。但城中兵民，“死中求生，必生无死”，誓与城共存亡。他面临紧急态势，上奏疏，表决心：“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与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集将士誓守宁远。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为外援。(《三朝辽事实录》)。又传令通知前屯赵率教，山海关杨麟有宁远之溃兵皆斩。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努尔哈赤自称率军三十万，必破此城，令袁崇焕投降。

袁崇焕答曰：“来兵称三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东华录》)。

袁崇焕断然拒绝努尔哈赤诱降之后，命家人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军大营，施放西洋大炮，“遂一炮歼虏数百”。后金军不敢留此驻营，将大营移到城西。

二十四日。后金兵推楯车，运钩梯，步骑蜂拥进攻，万矢齐射城上。明军用矢石、铁铳和西洋大炮下击。后金兵顶着炮火，挖凿城墙，凿开高二丈余的大洞三四处，宁远城受到严重威胁。袁崇焕在严重危急关头，身先士卒，不幸负伤，“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厉奋争先，相翼蔽城”。在城危之时，袁崇焕命官兵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号“万人敌”;又以“缚柴烧油，并搀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并选50名健丁缒下，用棉花火药等物烧杀挖城墙的后金兵勇士——“火星所及，无不糜烂”。据明方塘报记载：“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于是火毬、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

二十五日。后金兵再倾力攻城。城上施放炮火，“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后金兵惧怕利炮，畏葸(xǐ)不前，“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后金兵士一面抢走城下尸体，运到城西门外砖窑焚化;一面继续攻城。但攻不能克，乃下令收兵。后金军两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攻具焚弃，丧失殆尽。努尔哈赤被迫停止攻城，退到西南侧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

二十六日，后金兵继续围城，明兵不断发射西洋大炮轰击。努尔哈赤无计可施，便改变进攻策略，命武讷格率军履冰渡海，进攻明军储存粮料基地——觉华岛。岛上参将金冠等七千水兵抗击殉国，七千商民被屠杀。后金焚毁觉华岛粮料八万石，船两千只。

袁崇焕击退后金军进攻后，派景松和马有功，将他们从城上系下，疾驰山海关，报告经略高第战况。高第派人急驰奏报朝廷：“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分兵一枝，攻觉华岛，焚掠粮货。”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四月辛丑)记载：“登莱巡抚李嵩疏言：“天启六年四月十五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回乡张有库等口称：‘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着伤。’”。

张岱《石匮书后集》中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明季北略》记载：“自辰至晡，杀三千人，敌少却。二十五日佟养性督阵攻西门，势更悍，先登，益众。敌俱冒死力攻，城中卫之如前，击杀更倍于昨”

《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记载：“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称‘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职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记载：“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后奉敕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朝鲜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中载述宁远之役：“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

努尔哈赤自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清高祖实录》)。遭到用兵44年来最严重的惨败。

宁远之战，是明朝从抚顺失陷、“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明人称之为“宁远大捷”。宁远，为山海之藩篱，关京师之安危，系天下之存亡，宁远与宁远大捷，对于明朝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宁远战前，形势对袁崇焕极为不利。袁崇焕是在后金兵锋强盛、宁远孤城无援的态势下，取得“宁远大捷”的。

明天启帝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兵部尚书王永光向皇帝盛赞袁崇焕的功绩言：“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委之。”

当年三月初九日，明廷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山海等处，简称辽东巡抚;并铸巡抚辽东、山海等处提督军务官防。四月初五日，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谢守城有功赏赐疏》。

巡抚辽东

时值满桂赵率教交恶，袁崇焕五月上疏请调满桂，王之臣以为不妥，以满桂勇猛调其任为山海关总兵，袁崇焕认为不可，逐经抚不和。经过朝廷调停，袁崇焕和王之臣分权，袁崇焕主关外，王之臣主关内。袁崇焕认错，并复请满桂调任山海关。(《两朝从信录》)

袁崇焕遣使者吊唁努尔哈赤。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袁崇焕奏报朝廷主以和缓之建锦州大小凌河诸城。辽东经略王之臣主张派遣使者非计，应回绝和议。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蒙古)，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 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两朝从信录》)。御史智铤言，督抚意见各异，恐误边事(《国榷》)。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召回王之臣，关内关外之事尽付袁崇焕便宜行事(《三朝辽事史录》)。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一面遣使与袁崇焕议和，一面派阿敏出军征朝。关于阿敏征朝兵力，《朝鲜李朝实录》作三万，《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旗通志》无兵力数字记载。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故阿敏征朝兵力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出军后金军渡过鸭绿江，进攻朝鲜，史称“丁卯之役”。(《东华全录》)，十四日，克义州，分兵攻打毛文龙东江铁山部。毛文龙遁入云从岛(《三朝辽事实录》)。

朝鲜和毛文龙告急，朝廷命袁崇焕发兵援助，并拣轻兵捣巢，袁崇焕上疏无虚可捣。疏言“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区测，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万一我兵正道以东，奴暗以轻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发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虽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当然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发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由于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而且，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致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

天启七年四月，也是“丁卯之役”战况正激之时，蓟辽总督阎鸣泰上奏折，称颂魏忠贤的功德，并要求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作为下属的袁崇焕也只得联名上奏。《大明熹宗实录》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送魏忠贤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