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

《明报》是现今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959年查良镛（即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

《明报》历史

1959年，查良镛出资8万，沈宝新出资2万，共同创办《明报》，每日出版一张。创刊初期，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金庸更是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但是《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之路，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明报》的老员工都记得他当年辛劳的身影，一方面经常要通宵写稿，另一方面又为经济问题苦恼不已。有传说，一段时间他要靠典当来维持《明报》。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每当他们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改乘电船仔渡海，但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要即到即开，需要包租费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捱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咖啡、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而已，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开始关注《明报》。慢慢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

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特别是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社论。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此时，《明报》才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难民潮”结束之后，《明报》一改报格，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为读书人、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1962年7月销量跨过3万份。到1963年，《明报》已完全摆脱财政窘境，平均日销量是5万份。

“文化大革命”为《明报》树立了“言论独立”的形象。当时《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也从此开始，金庸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偶像。基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金庸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自任月刊总编。后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明报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1968年，又创办《明报周刊》，经数年发展，也成为香港历史最悠久、最权威、销量最大、读者层面最广的娱乐周刊之一。

尽管《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到1980年代《明报》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份子报刊，赢得很高清誉。

1988年《明报》日销量已是11万份，1989年跃升到18万份。除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

金庸希望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无论在编辑委员会，还是行政委员会，长期担任家长角色的查良镛都是最高的决策者。但在1992年2月，金庸主动将鼎盛时期《明报》的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1993年4月1日，于品海取代查良镛出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查良镛主政《明报》的年代结束。1994年1月1日，查良镛辞去名誉主席职位。金庸离开的那一天，在偌大的办公室，他将自己的日用品装进纸盒。虽然金庸还是《明报》的精神领袖，但是《明报》已经不再是查良镛的《明报》。

成为《明报》第二代业主的于品海19岁在加拿大办中文手抄报纸；30岁以零成本收购马尼拉希尔顿酒店；后投入网络行业，现任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国数码信息董事会主席。2000年以5.9亿身家位居香港千禧富豪一列。虽然他被金庸看重，但最后还是把《明报》转让出去了。《明报》现任老板是马来西亚人张晓卿。张晓卿买下《明报》时，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被金庸婉言拒绝。

新闻传媒人王世瑜在谈及《明报》的成功时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1960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在“黄色新闻”和贩卖“三S”盛行的香港，仅有的数份报纸中，只有《明报》走持平、踏实的路线，以客观和忠实的态度作为办报原则。

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

《明报》影响

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报》有过关系。所以，金庸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隐然有“帮主”之地位。《信报》老板林山木1960年代加入《明报》，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后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后来自立门户建立《信报》，成为香港经济学的教父级人物。现《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都曾经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后《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曾经是《明报》校对兼送稿生。胡菊人加入过《明报月刊》。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记者。现《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工作和战斗过。

多年来《明报》一直在与胡仙的《星岛日报》和马家兄弟的《东方日报》争夺香港读者市场。金庸很有自信，他常对人说：“胡仙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我从上海来到香港的时候是个穷小子。”胡仙在香港受到尊敬，但是金庸更被崇拜——金庸任董事长期间，《明报》逐渐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有人把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报》，其对中国时局的预测和分析，是其它报纸不能比拟的。《明报月刊》则是华人世界最文人化的刊物，其对大中华关怀，深受全世界华人好评。

十年来，无论是在大陆、台湾、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文化界，《明报》都保持着较大影响（在金庸主政时期尤其如此）。金庸的社论，也倍受大陆、台湾、香港的高层政界人士，文化人士重视。

金庸《明报》逸事

1、金庸给作者的稿费并不高。不少名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明报》的专栏版极有江湖地位。大报低酬，仍然趋之者众。在《明报》开专栏，是身份的象征。在《明报》都开过专栏，还怕搞不到钱吗？

不过，也有人对金庸谈稿费。林燕妮现被称为全港最好的散文作家，当初也为《明报》撰稿，要求金庸加稿费。金庸说：“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亦舒也叫他加稿费，他又说：“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专栏里骂他。金庸看了，仍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

不过那些闭口不提“加”的，到年底，金庸反而会加一点。这是他性格好强的表现。

2、金庸不是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人，他拙于言辞，与他善于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主持偌大一个《明报》集团，他平时却不太喜欢说话，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所以他要交代员工办什么事，有什么指示或意见，或者与作者交汇意见，都喜欢以笔代口，写字条或者写信。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是金庸的特色。

他的字条往往写在明报有限公司的便笺上，还有固定的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干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出来，下款常常署一个"查"字。语调虽然客气，却是不容商量的口气，是一种指令，这也算富有金庸特色的"字条治报"吧。比如1989年12月31日，他给董桥他们的字条：

董桥、健波

广荣、圭阳诸兄：

关于下列问题，由我写社评：

1、中国抨击居英权

2、基本法(包括两局共议等等)

3、港人的民主要求。

此三问题，在一般社评中也不必提及，如有提及请Fax给我过目。

查

89、12、31

此条子也请交其他社评撰稿人吴小姐等一阅。

1990年12月27日，他给董桥等人的一个字条：

董桥先生：

编委、编辑、校对各位：

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

作了"若果"，信箱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以后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请编委各位研究一下。

查

九0、十二、廿七

还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为习惯，无理由可说。"

数十年间，他在《明报》到底发出过多少张纸条或信件，虽然早已无法统计，但这个数字必定相当惊人，如果将这些字条集在一起，恐怕是非常有趣，而且将会给研究《明报》的历史提供第一手的鲜活的资料。从《明报》到他的《明报》王国，就是在他那一张张"字条"下成长起来的。

3、在五六十年代，夏梦是当红的影视明星。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也是金庸的暗恋对象。金庸早年的剧本《绝代佳人》，夏梦担纲主演。夏梦投拍电影《投奔怒海》，许鞍华执导，而这个电影片名却是夏梦特地请金庸改出来的。金庸离开“长城”、创办《明报》以后不久，夏梦曾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国外旅行，他一开始就在《明报》上系列报导夏梦的旅行踪迹，而且还腾出版面开辟了一个“夏梦游记”的专栏，一连十多天刊登夏梦的旅行散文。一份以报道和评述世界大事和社会大事为主的报纸为一个女明星开专栏确是一个例外。

夏梦在拍了42部影片之后，1967年9月，她告别了17年的影坛生涯，并告别香港，随丈夫移民加拿大。当时有成千上万的港人移民国外。金庸一连两天在《明报》头版头条位置，用很大篇幅详细报道夏梦离港的新闻。

不仅如此，金庸还异乎寻常地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诗意盎然的社论——《夏梦的春梦》：

“对于这许多年来，曾使她成名的电影圈，以及一页在影坛中奋斗的历史，夏梦肯定会有无限的依恋低回，可是，她终于走了。这其中，自然会有许多原因，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毅然抛弃一切，还于幽谷，遁世独立，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我们谨于此为她祝福。”

《明报》的社评一向评述的是社会大事、国际风云，为一个女明星送行这又是唯一一次破例。无论是真、是幻，他确实发出过“即使‘流水有情’也毕竟东流去……”的慨叹。夏梦终于去了，留下了一个梦，一个别人难解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