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简介

宋代在山前傍崖接楼，兴建资圣寺，至本世纪60年代被拆除。唐代造像中较著名的有阿弥陀佛为坐佛，高4米，其右手施说法印，赤足踏莲，刀法简练，衣纹线条流畅明快，刻技精湛。在造像左侧崖壁刻有：“敬造……佛像一龛，弟子郑仲发愿，合家清健无病灾……造上件功得，并沐以汽，广明元年十月一日”。千手观音造像高8米，造型端庄，气势恢宏，在造像右侧崖壁上刻有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题记。

石刻详细介绍

佛教故事图：有大小造像150尊，像高5—30厘米不等，凿造人物形态各异，造型精致，栩栩如生，俨然一处世俗化的袖珍石刻画廊。翔龙山造像体现出各个历史时期雕刻造型艺术风格，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该处造像中如阿弥陀佛、天王等造像，上身与石壁分离，下体与壁相连近似圆雕的手法，是研究沱江中游唐宋石刻造型艺术的重要资料。

翔龙山现留存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摩崖题刻9幅，其时代虽然不长，但集篆、隶、揩、草于一壁，字体多样，风格迥异，书法、诗文俱佳，著名的是张大千先生早年重书的明代赵贞吉诗碑。

这块诗碑高154厘米，宽82厘米，凿于崖壁之上。书法风格沿于魏体，结构不求严整，而呈参差有数，笔势稳健善变，书体飘逸潇洒，是大千先生1921年从日本回故乡，年仅23岁应资圣寺住持果真之请所书。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张大千先生的书法碑刻作品，与晚年作品照应，是研究张大千先生书法演变之珍品。

张大千先生同时还为原资圣寺大门外右侧、翔龙山左脚下的一石坊大门柱书写了一副对联并勒石，现遗留下一根青石联语残柱《书联柱》。

《书诗碑》“是一处张大千青年时期留下的墨迹，是研究张大千书法艺术成长、发展、演变的重要墨宝。”1920年时，张大千先生被二哥张善子“押”回内江与曾正蓉成亲，至1921年底仍住内江。在这期间，他不时与内江名士相聚于资圣寺内，饮茶摆龙门阵。其中就有在资圣寺桃源书屋教授的内江名老塾师罗仲武先生。罗仲武先生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内江名人韩文畦、李仲权、尧文藻、雷禹三等都是他的学生。在辛酉年（即1921年）十月时，资圣寺主持释果直请张大千先生书写了赵贞吉诗，并勒石于摩崖石刻群处坐佛左边的重建崖碑上。同时，还由罗仲武先生撰了“与奇石作兄弟，好鸟作朋友；以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的对联，请张大千先生书写，并勒石于山脚下从左手面沿斜坡上石级丈许的石坊大门两旁柱上。张大千先生因此在翔龙山留下了两处书迹石刻。从《书联柱》上的书法看，笔者以为其价值可以说大于《书诗碑》的书法，更值得研究。主要的特点是《书联柱》书法较《书诗碑》书法更率意飘宕，充分体现了张大千先生早期书法风貌及个性。

《书联柱》全长172厘米，宽34.5厘米，厚19厘米。其上文字为下联，联文是“云为藩篱 碧山为屏风 ”，夺“以”字；题款是“岁辛酉十月 罗仲武撰 大千居士爰书”。联文文字长12至14厘米、宽11至14厘米间不等，书体几同《书诗碑》，为《瘗鹤铭》、《郑文公碑》风格和其师曾熙、李瑞清笔法。其中的“风”字作“■”，此字是《康熙字典》所无的，而是出自《魏皇甫驎墓志》中。该墓志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四月刻，清咸丰年间出土于陕西户县。其镌刻颇精，采用单刀法，线条纤细秀丽，劲健峻拔，字体端正生动，俊逸典雅，内含隶书遗韵，为另一风格的魏碑墓志。由于该墓志出土比较晚，当时影响不大。张大千先生采用此字形，表现出一种新面目，也说明他对魏碑的博采。《书联柱》真正奇特处却在题款上，就整个署款文字书法而言，篆、隶、草、楷并用，还有合文，也是《书诗碑》中不见的特点。在这些似乎“杂体”中，表面看有些不合规矩，实则表现出张大千先生的豪爽和率真个性，以及早期从篆隶和魏碑入手学习书法的情况，在个性中集诸法于一处而得到统一。张大千先生在翔龙山留下的《书联柱》书法与同时书写的《书诗碑》书法的严肃面目比较，也能够表现出艺术性所在，研究张大千先生早期书法当以《书联柱》书法更具价值。还有，《书联柱》石刻工艺优于《书诗碑》，《书联柱》石刻工艺是平底，即刻出的联文字底是平的，技术要求更高，而《书诗碑》不是。笔者分析以为《书诗碑》是直接在崖碑上刻的，字也更小，操作不易，工艺水平相比就不容易精到；《书联柱》是在放平的石柱上刻字，可以达到更高的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