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

社址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景区孤山南麓，东至白堤，西近西泠桥，北邻里西湖，南接外西湖。占地面积7088.86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749.77平方米。社址内包括多处明清古建筑遗址，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各具特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致互相映衬，构思布局极为精巧，园林精雅，景致幽绝，人文景观荟萃，摩崖题刻随处可见，有“湖山佳处”之誉。

西泠印社还建有一座华严经塔，这座玲珑精巧的石塔是杭州一座密檐式塔，是西泠社友中的一位和尚于1924年筹建的。塔高20余米，是西泠印社标志性建筑，塔平面为八角形，共十一级。第一级刻有《华严经》，二、三级刻有《金刚经》，上面八级和塔顶部分雕有佛像，底座周围也有刻像，精美生动。

印社建筑虽然没有传统的纵横格局，但亭台楼阁皆因山势高低而错落有致，一层叠一层，井然有序，堪称江南园林之佳作。主要建筑有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朴精庐等，均挂匾披联，室外摩崖凿石林立，名人墨迹触目可见。内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收藏历代字画、印章多达六千余件。

虽然西泠印社五十年来是以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以文养文的形式维持社团的活动和发展，但政府在财力上一直给予积极的支持：如拨款5000元作为恢复印社筹备资金；拿出10000元作为张鲁庵先生文物捐献印社的奖金；拨出楼房一幢作为印社文物仓库；多次下拨文物专项经费保护社址建筑和文物；投资900万元建造中国印学博物馆等等。

组织结构

作为学术社团，西泠印社有非常完整的组织结构。成立之初，西泠印社就订立了《西泠印社社约》即社团章程，并公推社长。自1963年起，西泠印社就有了经过社员大会通过的正式的《西泠印社章程》，并用选举的方法产生理事会和社长、副社长。1998年10月21日，西泠印社第十次社员大会通过了《西泠印社章程》，依据章程，西泠印社的组织结构依次为社员大会、理事会、社务会议、秘书处、专门委员会等。社团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举行二次社员雅集，每五年召开一次社员大会和社庆活动，并按照《西泠印社章程》的规定，开展各种社团活动。

1904年印社创立之时，没有人会主观刻意地要把它烙上一个全国性的标志。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多重积淀，无论从社员的分布、举办活动的范围、还是它所具有的影响力，西泠印社在事实上已成为具有一定国际意义的全国性的印学社团。其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活动，都是面向全国，甚至面向海外。但由于地域的属性和初创的民间性质，西泠印社的业务管辖一直具有地方性。成立时，只是向清朝地方官府登记备案；民国时，没有明确的官府记录；解放后，先是由浙江省文化厅主管，1959年后下放至杭州市文化局管理，现由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主管。

社史钩沉

汉三老石室，以置“汉三老碑”而名。

清咸丰二年（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运回村里，留作日后垒砌“甃基”（墓壁）用。村民清除该石上的泥土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字清泉）前来辨识。周世熊根据其文字记载内容与字体笔法，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商量运回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兵至余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园被毁，竹亭被太平军充作厨房，石碑、汉晋砖石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埋锅造饭。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便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看重是碑，用心收藏，并以拓片相赠同道。后经考证，三老碑立于汉光武帝时代，对于研究我国碑刻制度及发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东汉时期官制与文字、书法沿革的重量级实物。学者、名家纷纷为三老碑题跋作记，始有“两浙第一碑”、“东汉第一碑”之说，三老碑声名鹊起。

据说，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进入古董市场。1921年，有消息说，陈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购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沈宝昌认为此事不可小觑，古物不应外流，更何况是“两浙第一石”。当即告之浙江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沦亡”，力阻此碑外流，共商“醵金赎之”。二人将此议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引发了一场护宝之争。

“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赎之”，广受浙人响应，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大雅宏达，共成斯举”。“不旬月而事集”，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其部下陈乐山、潘国纲二位师长，绍兴籍上海知县沈宝昌，海宁籍前清遗老姚煜，湖州首富张均衡，嘉兴在沪实业家姚福同，嘉兴闻人徐钧，南浔“傻公子”刘承干，乌镇在沪大商人徐棠宇，文化名人俞寿璋、蒋汝藻等都伸手相助。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筑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至此，三老碑归藏西泠印社，呼应了印社宗旨，成为镇社之宝，为迎接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献了一份大礼。

历史影响

“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印社因地邻西湖西泠桥而名。“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西泠印社是中国研究金石篆刻负盛名的民间学术团体。

篆刻艺术是中国独特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它融书法与镌刻艺术于一炉。印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由实用走入艺术领域，则是在唐代以后了。

一代巨匠吴昌硕先生曾说：“浙派盛行于世，社之立盖有来由矣”。印社的产生得益于浙派的形成。清乾隆时，以一代宗师丁敬为首的浙派印人“西泠八家”崛起，风格古朴苍劲，力追秦汉，开一代新风，于乾、嘉、道时期，称雄印坛100余年，成为印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百年以来，印社在社员的苦心经营下，已形成规模。在孤山西端尽头营造出一个精巧雅致的园林景观，印社北枕孤山，南望湖中三岛，为湖山绝胜处。更融人文意趣山水园林于一体，“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可谓人杰地灵。

印社范围内各类建筑数量不少，但由于印社总体构思精巧，尺度合理，给人以一种亲切可人的感觉。竹阁、柏堂、山川雨露图书室、宝印山房、四照阁、观乐楼等俱依山辟建，掩映在绿树丛中，又以金莲池、印泉、闲泉、石坊、华严经塔、阿弥陀经幢、石交亭、剔藓亭、小龙泓洞等点缀其间，巧妙布置，如治印般，疏密有致，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众多的匾联、门额、碑刻、摩崖、造像、壁龛，让人目不暇接，于山水园林中又透出浓重的金石之气。

在印社之仰贤亭、凉堂、题襟馆、三老石室等处则收藏了印社社员历年收集的诸多碑刻精品，尤其是存放在苍劲古朴的三老石室中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这是浙江迄今发现的历史上早的一通碑，距今已近2000年，这在江南地区十分难得。

文人结社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之一，如晚明的复社，近代则有柳亚子、陈三立等诗人的南社，梁思成等人的中国营造学社等。他们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播思想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也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印社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开中国印人结社之先河，故有“天下第一社”之称。百年以来，西泠印社已由一个纯民间学术团体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机构，继吴昌硕后任社长的先后有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期间历代名人辈出，如来楚生、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钱君陶等等。

作为一个学术社团，西泠印社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不但在国内外印学界和书画界独树一帜，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更是颇具影响，已为《辞海》、《新华词典》等多种辞书机构所记载和认定。其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内涵，重大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声誉，全国只此一家。

作为一个民间的印学社团，西泠印社成立之始就具有独特的号召力，其原因是社员多为名家，且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就连日本的篆刻家也慕名远涉重洋前来入社，这是历史所形成的全国性和国际性。近百年来，西泠印社共有社员近400人，现有社员250余人，分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多为全国和各地篆刻家、书画家、鉴定家及学者。社员中还包括小林斗庵、梅舒适、金膺显等日本、韩国、新加坡的20多位国际篆刻书画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