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腰子仑墓群发现于1986年，处在益阳市桃江县文家渡村（原腰子仑村）田家坝组的猫形山上。山地高于周围稻田约2—3米，其东北为一片连绵的小山丘，且延伸至石牛江镇的金塘咀村；西侧为一片稻田，且距濑溪河500米左右；南侧距桃花江镇约8公里。经文物部门调查、勘探，约有古墓葬600多座。

墓群现尚存面积约24万平方米左右，无封土堆，为狭长形竖穴土坑墓。墓坑深浅不一，最深达1.35米，最浅只有0.2米。年代为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墓葬，迄今发掘1200余平方米。经过1989年、1990年和2009年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越式铜器、陶器。发掘证实：腰子仑、金塘咀春秋古墓群，不仅为文物部门提供了研究春秋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落而居的典型材料，而且也是为益阳研究古越族社会组织（墓葬）及制陶工艺、冶炼（铜器）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88年腰子仑越墓群被桃江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掘过程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湖南省文物部门对腰子仑组织了三次大型挖掘。

第一次挖掘腰子仑墓葬是在1987年，当时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对此进行试掘，共发掘了墓葬14座。1989年11月，为配合在桃江县举办的第一届全省文物干部考古培训班，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桃江县文物管理所参与，进行了大规模挖掘，至1990年1月结束。

第二次是1990年11月至1991年1月，两次共挖掘春秋战国墓葬114座。

第三次是在2009年，因桃灰公路拓宽施工，益阳市文物处对此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此次挖掘了墓葬7座。

保存现状

腰子仑春秋墓群自1986年发现至今，一直保护较好，除墓群区有十几户村民居住外，没有新增房也没有新修公路、水利等大型动土活动。墓群区原种植的茶叶树在上世纪90年代全部被毁，现为村民的墓地。腰子仑春秋墓群主体部分，除三次发掘对其整体状况有所破坏外，其余大部分仍保存完好。墓群西侧除早年修建桃灰公路，加之少量村民住宅对墓群造成了一定得破坏外，至今基本保存原样。

出土文物

历年来共发掘墓葬120座。根据墓坑形制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狭长方形窄坑墓。

2、带头龛的窄坑墓。

3、带腰坑的狭长形窄坑墓。

4、带二层台的长方形宽坑墓。

5、长方形宽坑墓。

这些墓与楚文化中常见的长方形墓不太一样，其墓坑形制有5种类型。其窄长形土坑葬，一般长宽之比为4：1，最大长宽比超过7：1，很显然，这是土著越人文化习俗的标志。

出土器物四百余件，以铜器和陶器为主。铜器主要有铜剑、铜矛、铜铲、铜斧、铜鐁、铜鼎、铜凿、铜戈。陶器有陶罐、陶鼎、陶鬲、陶纺轮、陶盆等器物。

其中，铜剑（35件）多扁茎，中脊有棱、平肩或斜肩、多前锋圆钝。身断面呈菱形。

铜矛（35件）多长骹圆銎，多中脊隆起或有棱，两侧带系，有血槽。

铜铲（32件）多长方形銎口，长条形或亚腰形，两侧有范线。

铜斧（20件）长条形，銎口呈长方形，两侧有范线、弧刃上翘。

铜鐁（52件）脊有棱，双刃聚成前锋。

铜鼎（21件）大部分为长方竖耳，腹微鼓，多平底、扁足。

铜戈（3件）援上扬，长胡，三穿，内较宽。

铜簇（5件）簇身较长，脊隆起形成三长刃，前聚成锋，铤圆形。

陶鬲（14件）多夹砂褐陶，方唇或圆唇折沿外翻，短颈、腹壁较直，圆裆近平，柱足较直，颈下至足部饰绳纹。

陶罐（48件）多为侈口、方唇、平沿。有长颈、短颈两种，圆鼓腹较深，圜底内凹。腹部饰绳纹。

陶豆（14件）为泥质红陶，侈口、尖唇、高柄，喇叭形座。

陶纺轮（32件）多扁平体、较厚。

陶鼎（23件）泥质红陶，直立耳，腹呈钵形，圆柱形足，腹部饰绳纹或蓝纹。

竹文化也在这些墓葬中得到体现。有人认为那些窄长形墓葬是以独木舟作为葬具的，这既符合越人习于舟楫的风俗，又符合其墓长而窄的特点。但从整体发掘的情况来看，独木舟一说还缺乏根据，而竹席的可能性极大，桃江盛产竹子。因为从这100余座越墓的发掘中，大多数随葬都有兵器和工具，其中不少还残留有未腐烂的木柄。如果当时是独木舟作葬具，连细小的木柄都残存有木屑，而体积较大的独木舟是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故专家们推测，葬具可能是竹席。

越人用竹席安葬，他们对竹子存有心理依恋或者精神崇拜，他们的各种生活形态都离不开竹子，桃江本是南竹之乡，竹子那种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个性在古越人身上得到了体现。

研究价值

1、资水流域在先秦时期是文化面貌较为复杂的时期，楚、越、巴、濮文化曾在这一带活动频繁，据文献记载和原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认为是越文化的主要活动区域，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考古发掘资料证实，腰子仑墓群的发现与发掘为这一区域、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揭开了新的一页。考古发掘证实，南洞庭湖区是越文化的重要活动范围，湖南全省的越文化墓均没有该墓地的出土遗物丰富。该墓地不仅对研究资水流域洞庭湖区的越文化产生影响，而且对整个长江以南地区的越文化分布、文化内涵与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

2、腰子仑墓群是楚越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典范，墓群里出土的一批楚式陶鬲与越式兵器共存的墓葬带给了进入了当时社会的深层次层面。腰子仑墓群不但出土遗物丰富，而且保存数量多，分布于腰子仑向石牛江方向的若干山头，村民建房取土时有发现。文物普查发现表明，与之同时期的还有数多个商周、春秋、战国古文化遗址，这是一处分布在资水支流——桃花江流域的越人聚落群。墓地出土的楚式器物和相应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证实楚文化在春秋中期后段已进入资水沿岸，与越人曾共同生活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楚文化才全面进入，为研究楚、越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结构都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3、以腰子仑为中心的古墓群，不仅集中反映了越文化的面貌，还反映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越文化、土着文化与之交流的文化内涵。

4、腰子仑墓群的多组叠压打破关系，为越文化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益阳市文物管理处于2003年在《考古学报》发表文章称：

桃江腰子仑春秋越墓群是迄今为止长江以南已大面积发掘的几个越文化墓地之一。113座墓葬基本保存完好，出土遗物数量颇丰。墓地中反映出的楚、越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应引起注意，可为我们认识研究楚越文化提供新的材料。

桃江腰子仑春秋越墓出土遗物全部为实用器。出土陶鬲的墓并不同出越式陶鼎和越式陶鼎，而同出越式兵器、工具。可将出土陶鬲的墓葬定为越文化墓葬中的楚人墓。从楚越两族共用墓地，并存在相互打破关系的情况看，可知春秋中期至晚期，这里是楚、越两族混居，和平共处，并不存在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楚人墓出土随葬品的数量与质量并不胜出越墓，甚至要弱于越墓，可以印证上述观点。

楚越两族混杂而居，所以楚墓出土了一些越式兵器和工具，但楚越两族又固守自己的传统和生活习性，所以楚人墓出土陶鬲等楚式陶器，而越人墓出越式陶鼎或通鼎是非常自然的。

益阳已发掘的楚墓近2000座，已确认的春秋晚期墓除个别几座出土青铜尊缶、蹄足铜敦和铜鼎外，其余皆为陶器组合的小型墓葬，其中出土陶鬲的墓葬仅见三座。有的研究者认为，楚人的势力在春秋晚期到达资水中下游，楚人大举进入资水流域是在战国初期。腰子仑越墓群的发掘可以证明，楚人早在春秋中期就到了资水的中下游桃江一带，但这并非楚国政治势力的南侵，而可能只是少数地位低下的楚人因某种原因迁徙至资水中下游的偏僻之地，融入了当地土著越人的群落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越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丧葬风俗，但对本民族的传统仍予以有限保留，所以使用并随葬陶鬲或楚式特点的陶罐等。

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楚人的政治势力大举进入资水中下游以后，生活在桃江腰子仑的越人逐渐融合于楚文化中。这与资水中下游战国早期以后已极少见越墓的情况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