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上古

上古汉语指夏朝以前到晋朝的汉语，是现存汉语的祖先。

周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尚有170余个，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建立后，进一步规范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

中古汉语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和宋朝前期（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可以分为《切韵》（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近代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现代

现代汉语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2000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

汉语方言通常分为九大方言：官话方言、晋方言、淮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官话方言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登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七个次方言。

192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白话文的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现代汉语标准，称为国语官方语言。

1932年，经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被采纳为中国官方语言的标准。

国共内战之后，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大陆改称其为普通话，台湾依旧称国语。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也是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中文文献等的国际标准。

对外汉语是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或民族的人为对象的汉语教学。也称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或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相应专业为高等院校培养具有较高外语文化修养且能以外语为工作语言的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师，为旅游和各类涉外部门培养导游和翻译人才。

2012年12月4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汉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汉语拼音更好地发挥作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基本满足社会需求，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语言文字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全面提升，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得到加强。语言文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

纲要确定了“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强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监督检查和服务”“提高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语言文字法制建设”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七项主要任务；确定了“推广普及”“基础建设”“督查服务”“能力提升”“科学保护”“文化传承”六项重点工作和十六个方面的举措；提出了“创新理念思路”“创新工作机制”“创新管理服务”和“扩大对外开放”“强化人才保障”“提高科研水平”“加大宣传力度”“保障经费投入”等八项创新与保障措施。

纲要的发布是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行动，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纲领。

语音系统

主词条：汉语拼音音节、汉语拼音、汉语注音符号、汉语拼音方案

音节结构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韵母都是ang，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4个不同的语素，在书面上就写成4个不同的字。

声母都是辅音。最复杂的韵母由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 3部分组成。韵尾有的是辅音，有的是元音。北京音的辅音声母有23个。介音有i、u、ü3个。辅音韵尾有n和ng，元音韵尾有i和u。在组成音节的声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 4部分里，只有主要元音不能没有，其余 3部分都不是必须出现的。这种情形可以从表 1音节的成分举的例字里看出来。北京话的声母见表 2北京话声母，北京话的韵母见表 3北京话韵母。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拼音是拼读音节的过程，就是按照普通话音节的构成规律，把声母、韵母急速连续拼合并加上声调而成为一个音节。拼音的要领是：“前音（声母）轻短后音（韵母）重，两音相连猛一碰。”拼音时要牢记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

声母n、l及零声母与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都有拼合关系。

声母f、g、k、h、zh、ch、r、z、c、s只同开口呼、合口呼相拼。

声母j、x、q只同齐齿呼、撮口呼相拼。

开口呼、合口呼韵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声母都有拼合关系。

撮口呼韵母只同j、q、x、n、l及零声母有拼合关系。

拼音时还要注意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值。要读声母本音，不要念呼读音（教学中，在声母后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发出的音叫呼读音）；要把韵母作为一个整体来读，不要把韵头、韵腹、韵尾分解开再临时拼合；要看清调号，读准调值。

拼读方法

常用的拼读方法有以下几种：

声韵两拼法——把韵母当作一个整体，拿来跟声母相拼。如：h-ào→（浩）。

声母两拼法——先找准声母发音部位，摆好发音的架势，然后一口气念出韵母，拼成音节。如：拼读bā（巴），先闭上双唇，憋住一口气，摆好发b音的姿势，然后一口念出a，成为音节。

三拼连读法——是把带介音的音节分析成声、介、韵三个部件，拼音时连读成一个音节。如：q-i-áng→qiáng（强）

声介合母和韵母连接法--是把声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来，构成一个拼音部件，再同随后的韵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古代没有拼音，而使用反切来教人识字等方法，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和声调，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在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中亚人后裔——回回学习阿拉伯语，他们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口语。蒙元，蒙古人入侵中原地区后，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文。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可以算汉语拼音的一种。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汉字拼音的发明人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1625年，金尼阁把利玛窦（1552～1610）等人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加以修改补充，写成一部完整的罗马字注音专书，叫做《西儒耳目资》，第二年在杭州出版。《西儒耳目资》系一部帮助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的罗马字注音字汇。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译引首谱》是总论，第二编《列音韵谱》是从拼音查汉字，第三编《列边正谱》是从汉字查拼音。金尼阁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只用了25个字母（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和5个表示声调的符号，就可以拼出当时“官话”的全部音节。这种比“反切”简单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了当时中国音韵学者极大的注意和兴趣。有的学者还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中国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设想。如方以智在所著《通雅》中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明末清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

中华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时至今日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母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1912年，民国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立即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当前（2015）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了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拼读方案

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初名）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汉字笔画式

拉丁字母式

西里尔字母式

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记式

图案式

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语法结构

语法特点

汉语是一种孤立语（分析语），不同于印欧语系的很多具有曲折变化的语言，汉语的词汇只有一种形式而没有诸如复数、词性、词格、时态等曲折变化。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有些语素虽然在现代汉语里不能作为一个词单独用，但是有时候在借用古汉语的词句时，也偶尔作为词来使用。

词汇性质

实词，词汇中含有实际意义的词语，在汉语中实词分为六大类，分别是——

1、名词：表示人或事物（包括具体事物、抽象事物、时间、处所、方位等）的名称。

2、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心理活动、可能意愿等意义。

3、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性质、状态等。

4、数词：表示数目（包括确数、概数和序数）。

5、量词：表示事物或动作、行为的单位。

6、代词：代替人和事物的分名称，或起区别指示作用，或用来提问。

虚词，词汇中没有实际意义的词，汉语虚词也分为六大类，分别为——

1、副词：用来修饰、限制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时间、频率、范围、语气、程度等。

2、介词：用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前，同这些词或短语一起表示时间、处所、方向、对象等。

3、连词：用来连接词、短语或句子，表示前后有并列、递进、转折、因果、假设等关系。

4、助词：用来表示词语之间的某种结构关系，或动作行为的状态，或表示某种语气。

5、感叹词：表示感叹、呼唤、应答等声音。

6、拟声词：模拟人或事物发出的声音。

短语结构

并列短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组合而成，词与词之间是并列关系，中间常用顿号或“和、及、又、与、并”等连词。

偏正短语：由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与它们前头起修饰作用的词组合而成，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是中心语，名词前头的修饰成分是定语，动词、形容词前头的修饰成分是状语。

动宾短语：由动词与后面受动词支配的成分组合而成，受动词支配的成分是宾语。

动补短语：由动词或形容词与后面起补充作用的成分组合而成，常用“得”字表示，起补充作用的成分是补语。

主谓短语：由表示陈述和被陈述关系的两个成分组合而成，表示被陈述物件的是主语，用来陈述的是谓语。

句子成分

主语：句子中的陈述物件，说明是谁或什么。

谓语：对句子的主语作陈述的成分，说明主语是说明或怎么样。

宾语：谓语动词的支配成分，表示动作行为的物件，结果、处所、工具等。

补语：谓语动词的补充成分，补充说明动作行为的情况、结果、处所、数量、时间等。补语的标志是“得”字。

定语：句子中名词中心语前头的修饰成分，说明事物的性质、状态、或限定事物的领属、质料、数量等。定语的标志是“的”字。

状语：句子中动词或形容词中心语前头的修饰成分，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状态、时间、处所或性状的程度等。状语的标志是“地”字。

语体差别

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语言分类

标准汉语

狭义的“汉语”仅指现代标准汉语，是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以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在非表音情况下，仅指现代白话文的书面语，其他的方言白话文不能作为书面语。中国的中小学中教授汉语的文字、语法、文学等的科目叫语文、中文、国文等，都是汉语文的称谓。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语文课，以普通话（国语）授课；在香港和澳门因通行粤语，所以学校会以粤语授课。中国大陆、中国港澳的“普通话”、中国台湾的“国语”、海外华人华侨的“华语”大体上是相同的，只在个别字词的读音上有些微区别。此外，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是以繁体中文为主要文字的地区。

中国的语言学家多认为汉语是一种单一的语言，但国外部分语言学家和中国国内的一些语言学家以及一些地方主义者认为汉语作为一个语族是官话、粤语、吴语、闽语、客家话等语言的统称，即汉语是由一簇亲属语言组成的语族，但综合起来看仍是一门语言。

汉语是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文之一，亦为当今世界上作为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除中国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广泛使用汉语的国家。在中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汉语被定为官方语言，而在中国台湾作为非法定的行政用语，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很多国家都开始将汉语列为第二语言，加入授课内容。

汉语方言

汉语一般划分为9种方言，各方言又可划分为多种次方言。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国际语种代号标准ISO 639-3把汉语分为9种一级方言：闽方言（cdo）、晋方言（cjy）、官话方言（cmn）、徽方言（czh）、赣方言（gan）、客家方言（hak）、湘方言（hsn）、吴方言（wuu）、粤方言（yue）。此外还存在平话、湘南土话等个别语言学分类有争议的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分法，即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还有湘南土话，瓦乡话，平话等一些未能分类到七大方言的汉语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北方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四个次方言（四区分法为旧分法，现多采用“八大官话”的分法）。

由于古代中国没有统一的发音标准，故汉语口语在中国各地发音有所变化，有些变化很大。在使用汉语的非语言学人士中，多数人都用“方言”来指称口语发音相互有差别的汉语。部分人主张将汉语视为一个包含一组亲属语言的语言。这种观点也得到中国国内部分学者的支持。

语言学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汉语语族只有汉语一种语言，只是方言发音有所不同；另一种认为汉语族包含官话、闽语、粤语、客语、淮语、吴语、赣语、湘语等七大语言（或者是官话、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湘语、晋语、徽语、平话），再加上闽语内部不能互通，所以闽语实际上是一类语言，而在语言学上的归属应该是闽语语群，其下的闽南语、闽东语、闽北语、闽中语和莆仙语则为单一语言。前一个观点将官话、闽语、粤语、客语、吴语、晋语、赣语、湘语等列为汉语的方言；而后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是一簇互相关联的亲属语言。但即便按照后一种观点，汉语依然是一门语言，即既是由一簇亲属语言组成的语族，综合来看又是一门语言。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者之分析的普遍基准为拼音文字，故该观点之于汉语（以及类似汉语的意音文字）的适用性尚可商榷。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在其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将韩语、日语、越南语等其他语言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这是作者在汉语研究的特殊条件下为贯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采用的比拟性质的简便说法。

关于汉语方言的现状和生存问题，濒危汉语方言问题，语言和方言多样性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以及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方言是中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争论引起广泛重视，抢救濒危方言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官话方言

官话方言，通行于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河南、湖北局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所使用的母语方言。官话方言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七个次方言。北京官话分布在北方东部，以北京话为代表，兰银官话分布在北方西部，以兰州话为代表，西南官话分布在南方西部，以四川话为代表，江淮官话分布在南方东部，以南京话和扬州话为江淮话的代表。上古时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后，分化成为中古汉语语音。而现代“官话方言”，主要形成于宋元时期。官话在形成之后，在南北方分别发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为以后中国各代的官方语言，北方官话至今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大陆称为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使用这一方言的人占中国人口的70%。

官话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方言

或称吴语：以上海话或苏州话为代表，在中国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安徽南部、江西东部等地区使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吴语具有八个声调：阴平/阴上/阴去/阴入/阳平/阳上/阳去/阳入。

淮方言

或称淮语（Lower Yangtze Mandarin），属汉藏语系汉语族，分为洪巢片、通泰片和黄孝片。通常将南京话和扬州话作为淮语的代表音。

淮语分布在江苏省大部、安徽省中南部，湖北省东部、江西省九江市局部及其它省份的个别方言岛，使用人口为7000多万，主体分布于江苏、安徽两省的江淮地区。

淮语自东向西分为通泰片（泰如片）、洪巢片、黄孝片（有争议，属江右民系），其中以洪巢片人口占绝大多数。

粤方言

或称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根源于古代中原雅言，在广东大部、广西东部、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广泛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勾漏话，四邑话，广府话）分歧不大，但音调有差异。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方言

或称湘语：又称湖南话，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赣方言

或称赣语：又称江西话、江右语等，以南昌话和抚州话为代表，音系接近客家话，但核心词汇差异较大。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福建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浙江西部等地。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客家方言

以梅州话为代表，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及海外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在音韵和词汇上保留了许多中古中原话的特点（如完整的-k、-p、-t、-m、-ng、-n韵尾）。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使用汉语总人口的5%。

闽方言

或称闽语：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泉州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闽语之一，（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晋方言

或称晋语：晋方分为八个片区，各片内部差异较大，沟通较为困难。分布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核心区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崂。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崂）。其白读系统与官话差别大。

湘南土话

湘南土话，湘南土语，又称之为湘南语。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南部的郴州和永州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与粤北土话，桂北平话有近缘关系，统称之为土话。湘南土话不同于流行于湖南省大部分地区的湘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方言。对于湘南土话的归属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是湖南省四大方言（湘方言、西南官话、湘南土话、赣方言）之一。

代表方言：一，以资兴说（Zixingsa）为代表的土话区（白说），包括永兴、桂东、汝城、安仁，是湘南土话与客赣方言的混合型。二，以嘉禾话为代表的湘南土话双语区，包括宜章、临武、嘉禾、桂阳、蓝山、宁远，是同时使用湘南土话与西南官话的双语区。三，以道州话为代表的保留了湘语特征较多的湘语土话，包括冷水滩、零陵、东安、双牌、道州、新田、江永、江华与桂北平话关系密切。

平话

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