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太洞穴遗址

历史沿革

根据出土的遗物、地层特征及伴生的动物群，推断该遗址中部堆积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约3万～1万年；上部的年代约相当于商代遗存，距今3500年左右。至于下部的堆积，根据器物的原始性，推测可能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遗存。

2000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锡林郭勒盟文物站和东乌珠穆沁旗文物管理所联合对金斯太洞穴遗址进行发掘。

2001年，进行第二次发掘。两次发掘面积约80平方米，出土了石制品四千余件和大量动物骨骼化石等。

2012、2013年，内蒙古博物院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继续对金斯太洞穴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发掘。

遗址特点

金斯太洞穴遗址洞口朝向西北，方向为290°。两侧是相对高度10～20米的低山，前面为长约100米的缓坡，浅山与其间的缓坡形成自然院落，在低山前端形似门阙处有摆放规则的石块，似为一道石墙，紧靠洞口处也有类似构造。洞口阔，宽16米，洞内窄处4米，进深24米。洞穴前半部项部较低，左右较宽敞，中部以后，顶部变高，豁然开朗，洞顶呈穹隆状。

文物遗存

洞穴的堆积物非常丰富，可分十个大的基础层位，每层又分若干亚层，由早及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

金斯太洞穴遗址厚处地层堆积达6米以上，共分八层，每层又分为若干亚层。其中第1～2层为青铜时代遗存。第3～8B层为旧石器时代遗存，其晚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旧石器遗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下文化层、中文化层、上文化层。

下文化层出土石制品131件，其中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刮削器、砍砸器、石球、石钻、雕刻器等。原料种类多，石制品以小型为主，中型占有一定比例。中文化层出土石制品共1355件，器形包括研磨石、刮削器、薄刃斧、勒瓦娄畦石片、舌形器、手镐等。原料种类繁多，石制品以小型为主，中型也有一定比例。推测存在勒瓦娄畦剥片技术。上文化层出土石制品1547件，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磨盘、手锛、大三棱尖状器、半月形器、舌形器、锛形器、矛形器等。石制品以小型为主、中型较少。遗址经14C测年，旧石器层位年代为距今3.6万～1.8万年左右，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至晚期之末。

金斯太洞穴遗址前两次发掘还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获得标本2373件。下文化层化石保存较差，多破碎，数量较少：中、上文化层化石保存较好，数量较多。种属包括啮齿目、奇蹄目、偶蹄目、食肉目动物。另外，在近八十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从第3A、3B、3C层中发现了用火遗迹。遗迹层面上有灰烬堆积，周围地面被烤成红褐色或褐色，火候不高，有的石制品及动物骨骼表面有火烧痕迹。

研究价值

金斯太洞穴遗址文化层之厚，出土的遗物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在同类遗址中很罕见，经过对中下部地层动物群的初步研究发现，动物群始终反映着大陆性温带干旱半干旱草原环境为主的特征，具有典型的区域性，这为研究内蒙古高原东部及大兴安岭西麓古代自然地理环境，揭示不同时期文化、经济形态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

金斯太洞穴遗址的发现对北方草原地区晚更新世的气候环境变迁，人类生业模式与生存策略，觋代人的起源、迁徙、扩散，石器制造工业和技术，与蒙古、贝加尔、远东等周边地区同期文化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护措施

2004年，金斯太洞穴遗址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金斯太洞穴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锡盟文体新广局副局长一行深入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巴达拉胡嘎查对金斯太洞穴遗址保存现状及保护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肯定东乌珠穆沁旗文物保护组的工作，并提出具体工作要求，一是更加重视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二是重视对文物内涵的深入发掘。

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其镇牧场上分布着很多文物古迹，有金斯太洞穴遗址、巴德拉胡敖包、蛮罕图庙遗址、古墓葬等。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活跃着一支支由牧民组成的马背文物保护队。他们巡查、看护着草原上众多的文物古迹，义务向牧区群众和观光游客宣传文物保护法、文物知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