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具体范围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与南京路交口以西长方形地区内的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地区，共有22条马路，总长度为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

五大道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占地面积60多万平方米，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被公认为天津市独具特色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五大道浓厚的历史感也是特有的，五大道地区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多少近现代名人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幢建筑里都蕴含着故事，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包括大总统曹锟、徐世昌以及北洋内阁六位总理、爱国人士张学铭、起义将领高树勋、20年代短跑世界冠军李爱锐、美国31届总统胡佛、国务卿马歇尔等上百位中外名人曾居住于此。

五大道现在仍保持着幽雅别致安静的风貌，来到五大道会让我们远离了喧闹的浮华世界，象走进安静的万国建筑博物馆。

马场道

马场道是五大道地区修筑早、宽、长的马路。19世纪末，英租界董事长德璀琳在佟楼“养牲园”一带修建别墅和赛马场。此后在马场以东修了一条通向赛马场的道路，这就是今日马场道的前身。路长3.2公里，宽约20米，并设街心花坛。赛马场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毁。1901年，英租界当局对赛马场进行了重建，同时对旧有的道路进行了翻修，并将这条道路正式命名为Race Course Road，即马场道。

马场道121号小洋楼，原为英侨学者达文士居住，称“达文士楼”，这座典型的西班牙花园别墅，是五大道上早的建筑。坐落在马场道上的还有原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学院。北疆博物院是中国早期博物馆之一，创建于1922年，建筑为平面“工”字形，具有罗马建筑风格。工商学院建于1925年，主楼三层带地下室，外檐大块蘑菇石墙面，曼塞尔式瓦顶，圆形大钟，为法国罗曼式建筑风格。

睦南道

睦南道，长2.08公里，有风貌建筑74幢，名人故居2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道路两旁绿树掩映着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漫步其间，使人感到路、房、树的空间尺度恰到好处。

睦南道20号为孙殿英旧宅。建于1930年，为三层带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馆，颇为豪华气派。24号为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旧居，建筑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28号的罗马柱廊意式公馆为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李叔福旧居，李曾任天津殖业银行经理。50号为张学良二弟张学酩旧居，红砖清水墙，坡瓦顶，具有英国庭院别墅风格。

由来

五大道的发展是随着天津近代化的步伐发展起来的。从城市发展的悠久历史意义上讲，天津是一个年轻的城市。鸦片战争以前的600余年，天津由一个普通的军事寨堡和漕粮运转中心，发展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繁华的 “畿辅首邑”，在开埠以后的几十年里，又迅速成长为工商业大都会，这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系统中是不多见的。当时之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可以起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作用，正所谓“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天津特殊的政治作用——护卫京都，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大事都和天津有关，正如近人金钺在《天津政俗沿革记》序中说：“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划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签定之日起，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同时也出现了外国租界。到二十世纪初，天津先后出现了九国租界，成为近代中国租界多的城市。各国租界侵占时间，长的达八十余年，短的也有十几年。从城市发展阶段来看，天津被迫开放，从此天津从传统期步入转型期，也就是由一个封建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业港口和贸易城市。

五大道所体现的是天津这个城市骨子里的气息。虽然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出天津的地域文化，但无疑，这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天津城市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而天津的人口聚集在天津城市的发展过程以及文化形成过程中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古代天津人口有两次大的聚集过程，一次是在明永乐初年天津建卫设城后，调有官、军二籍充实城卫，这些人在天津定居后，繁衍后代，构成了天津城居人口的主要部分。另一次是在清代康雍年间。这源于天津城市经济的发达，吸引了大批外地人口来这里定居。

近代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天津城市人口发展的高峰期。在20世纪后的20多年内，天津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经济职能迅速增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日趋完善和发展，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促使天津城市人口的剧增。1925年天津市区人口超过百万。

大量迁移人口的到来，也给天津带来了各地文化，使得天津的社会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都极为复杂。天津原本的传统文化根基因为大量的迁移人口和港口地理极易受到冲击，并不深厚。天津近代的城市文化更是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特点。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互相冲击、渗透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乡村文化与市民文化互相融和的产物。租界这个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到本时期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民国以后，租界内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租界与华界的进一步结合以及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西方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就传统文化而言，尽管天津的传统文化基础并不十分深厚，但是直到本世纪为至，它对城市文化结构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文化影响。20年代，频繁来往于天津的清遗老遗少和军阀们便是传播这种文化影响的一个主要媒介。另外，来自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农村的大量移民，使内地乡村文化随之不断汇入城市，并逐步演变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文化艺术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纷纷出现，或流行于一时，或存在于一隅，形成多种文化并存的复杂结构。新文学与通俗言情、武侠小说并存，话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虽然存在，但观众甚少，而同时，各种各样的改良音乐也不断出现，如将经过修改的昆曲做为新式婚礼的专门乐曲，用丝竹乐队演奏西洋音乐……总之，近代天津音乐文化的特征是多种形态并存，相互渗透、影响。这也恰如当时的天津文化一样，多种形态、多种理念并存。

建筑文化

五大道和小洋楼是天津的“城中之城”。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影响，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天津开埠以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天津建立租界。早期天津洋楼，是学香港和印度的结构和造型，用中国建筑材料建筑成砌体的。紫竹林教堂、望海楼教堂、大清邮局等都是这种“洋楼”的代表。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英国和各国商人纷纷在当时法国打通的 “中街”和英国的“维多利亚路”两侧建筑洋行、商店、旅馆及其它公共建筑。汇丰银行大楼和开滦煤矿大楼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近代中国几多峥嵘岁月，几多铁血纷争，几多战火硝烟，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清王朝覆亡了，清室的遗老遗少们来到天津；北洋军阀江山轮流坐，大大小小的政客们携家眷也来到天津租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任何势力都不可能也不敢把触角伸到外国租界，于是这里便成了中国北方大的“安全岛”。而他们所建的花园别墅和西式住宅，便被统称为“天津小洋楼”。

但在实际上，天津那么多小洋楼的主人中洋人却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是中国人出资盖的，其中商人、企业家并不多，最多的是倒台的皇族，下野的总统，失势的督军，落魄的官僚。这些人从全国各地携巨资来到租界，盖起了洋楼，虽然失去了天时，但总算占了地利，交通方便，可进可退。而这正如时人所评论的：“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从小洋楼昔日的社会身份来说，它为上层社会所拥有。由于小洋楼的地带——租界的权利独立于皇权之外，它便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优越的、神秘的、深邃难测的空间，重大事件的后台，世外桃源与世间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种种幕后活动与隐私，填满了这里的各种各样曲折而美丽的建筑里。这些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千奇百怪的房屋，其中许多都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棋子。

从建筑意义来讲，各种各样的小洋楼本身就是一座“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些小洋楼的建筑风格从古典复兴式、罗曼式、哥特式、巴洛克风格、新艺术派、折衷主义、摩登式，直到当代后期摩登主义，依稀可辨，又都带着天津味儿。由于多国租界并存，天津的建筑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如袁乃宽奥租界金汤二马路宅邸，其建筑风格具有尼德兰建筑的特点，角亭又吸取了意大利建筑特点；载振英租界39号路的“庆王府”占地七亩多，共有房120多间围绕着中央大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外檐用中式青砖砌筑，楼房四周设有西洋列柱式回廊，富有欧洲风味。大楼东面的小花园，有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六角凉亭。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小洋楼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溥仪在天津“拉拢过一切”他“想拉拢地军阀”，而他的客人则“只要拿着‘联络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以进入张园”。特别是从一九二六年起，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溥仪的“门客更是有增无减”。“静园”不静，也就是在静园，溥仪和文绣离婚，后又被土肥胁持到东北当了伪满的皇帝。段祺瑞号称“北洋三虎”之一，1926年来天津居住，后来又搬到日租界宫岛街的寓所，而1924年段祺瑞曾在这里与张作霖、冯玉祥开过“天津会议”，没几天他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是日租界，距离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比较近，又经常有日本军政官员来访，并不是一个清静的场所。这些发生在小洋楼里的故事，给天津的小洋楼赋予了神秘的历史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