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李存葆同志的中篇力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以下简称《坟茔》），是一部新时代的革命悲剧。它的成功，对如何创作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做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和开拓。这种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坟茔》比起同类题材的作品，更加注重了对悲剧的生活视野的开拓，更加注重了对悲剧主人公潜藏价值的挖掘，更加注重了对产生悲剧的根源的揭示。

1960年春，国防部长林彪亲临s军区所辖半岛防区视察。

数日后，半岛驻军各师得悉“林总”指示如下：根据主席“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伟大战略方针，半岛防御重点在南不在北。彭德怀于半岛北部重点设防，同主席军事思想背道而驰，属战略性错误……

当年年底，驻守半岛北部的D师，舍弃了建国以来所修筑的各种永备性坑道、工事，舍弃了刚刚竣工的雀山工程——地下师指挥所，冒着纷飞大雪，移防半岛南部龙山一带。

时隔八载——一九六八年元旦，D师派出部队至半岛北部，将雀山工程一举炸毁。

写作初衷

作者经常思考“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左”的那一套给人们今天生活留下的“后遗症”。作者痛切地感到，“文革”虽已成为历史，但生活的内容却是刀子割不断的。昨天的矛盾会延续到今天，今天的矛盾也会延续到明天。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没有极左路线“十年”的登峰造极，也许很难有今天这如同大坝开闸般的汹涌变革洪流。改革已成为任何个人都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表面上看，改革的路障似乎被拆除了，但却时时会遇上“地雷”，而这些“地雷”里装的无不是“左”的火药!仍需用百倍的勇气，去蹚过一个个“雷区”。由此，作者固执地认为，和改革一起前进的文学固然值得提倡(写改革也离不开昨天的历史)，但“反思”文学也同样会给今天的生活以启迪。这便是作者写《坟茔》的初衷。

作者自评

不敢说《坟茔》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作品，写时没有那样明确地想过，稿子写了近一半时，才听到党中央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况且，“文革”的大悲剧绝非“十九座坟茔能否定得了的。作者说，因为自己对“文革”中的那段部队生活还熟悉，便写了这篇东西。

《坟茔》在揭示矛盾方面，棱角要比大一些。作者非常感谢编辑部在刊用这部小说时，不仅没有让他磨掉可能引出点小麻烦的棱角，而且还鼓励他再放开一些。《坟茔》所揭示的矛盾，或许有人接受不了。对一部作品，不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见解来说，要让所有的人都接受，那是绝不可能的。中国之大，十亿之众，对一部作品毁誉不一，见解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只要不是看风转舵，重温“大批判”的旧梦，谁心里有啥就说啥，是政治开明的表现。

在创作中作者抱定这样的态度：作家对生活应该绝对真诚。虽然有人想用一句“自然主义”来否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概念本来是清楚的)，但作者还是按照自己认准的路走下去。写《坟茔》时，作者力求自己能有点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观念，去再现那荒唐年代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严峻的真实。中国士兵的忠诚坚贞、英勇顽强、吃苦耐劳和牺牲精神，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无法匹敌的。作者常常想大声呼喊：“中国士兵万岁!”作者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感来写彭树奎、郭金泰、孙大壮、陈煜、刘琴琴、王世忠、甚至是殷旭升的。尽管他们在《坟茔》中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成了无谓的牺牲品。然而，人生的悲剧又往往是无知造成的。孙大壮、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归于极左路线的重压，还在于他们的无知。在这些战士身上，生活的艰辛铸成了他们的美德，文化的贫乏又造成了他们的蒙昧。显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偏重于描绘他们的美德，而没有过多地去剖析他们的蒙昧。嘲讽这些战士，作者落笔发抖，于心不忍。尽管作者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民是很难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原因在于经济。“文革”的悲剧发生在这个历史悠久而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身上，单把责任归于领袖人物和问罪于几个野心家，显然是不够的，值得深思的东西太多了。

《坟茔》在艺术表现上会给人若干缺憾。笔力不足且不说，它是作者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匆忙完成的。作者虽在四月份就完成了构思，但因忙，直到第六期上别的稿子已下厂一个多月了，这部稿子还在赶写中。抢先上市的果子必然带有青嫩和酸涩。

启迪

教育意义

巴尔扎克指出：“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当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坟茔》的作者正是这样，他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艺术家的勇气，不仅真实而细致地表现了郭金泰、彭树奎、孙大壮等这些祖国的忠诚儿女们被毁灭和摧残的过程，而且，尖锐而深刻地揭示了产生这种历史悲剧的根源。这对昨天那段历史所作的深刻的反思，无疑会对今天的生活带来极有意义的启迪。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用血与火写成的。从古老的大运河岸边纤夫们那低沉得近似呻吟的号子声中，从“渡江第一连”那千疮百孔弹痕累累的船帆上，不难想见――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是经历了怎样危难交并、千曲百折的漫长历程，才跨入了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然而，无论生活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总是同昨天有联系的，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生产力的低下，经济的落后与贫乏，传统的封建意识，小生产的“劣根性”等等，不能不作为植根的土壤而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随着政权的在握，“左”的倾向愈来愈被奉为正统，“左”的思潮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蔓延。小说中写到，刘琴琴的父亲写了一篇《论李白的傲骨》的文章，被追划为“右派”赶到了乡下劳改；乡下的龙尾村的百姓被推到了饥饿的绝境；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构筑的国防工程被遗弃直至彻底炸毁；“突出政治”的口号压倒了军事训练，郭金泰这些正直的有胆识的指挥员，被推进了迷惘的“雾海”，彭树奎这些军事尖子们被打进了冷宫；而秦浩、殷旭升这类极左路线的力行者、追随者们，却乘着“突出政治”的热风，踏着用士兵们的血汗搭成的阶梯扶摇直上。路线，是的，正是这条极左的路线，酿造了多少人生的悲剧、政治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时代体现

“文化大革命”，那真是一段民族大悲哀的年代，民主被扫地出门，正义被投进监牢，真理被葬入坟墓，法律蹲在角落里默默地叹息……在这可悲的年代里，被极左路线驱使的投入“龙山工程”的英雄连队和忠诚的指战员们，又怎么能够逃脱惨遭摧残和毁灭的命运呢？一切都是以最神圣的“革命”的名义来推行的！对敢于置疑和抗争的营长郭金泰，揪住“万岁事件”，以“阶级斗争”的鞭子抽打，并撤销其职务；对于处在犹豫中的骨干班长彭树奎，软的诱之以提干，硬的借牵连“万岁事件”相要挟；对蒙昧的农村士兵孙大壮，以“突出政治”的表扬相愚弄；对来自“右派”家庭的女兵刘琴琴，以看“忠”的表现相驱使；对虔诚驯服的副班长王世忠，以愚“忠”相利用……正是这极左路线罗网的围困、驱使、欺骗下，这些在祖国怀抱中成长起来的忠诚儿女们，一个一个地、或清醒或不明不白地被野心家们推上了政治赌博的祭坛。造成这场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无疑是客观上极左路线的肆虐。然而，人生的悲剧又往往是离不个人主观性格上的原因。孙大壮、王世忠等人的死也在于他们主观上的愚昧与软弱，在于鲁迅先生曾不止一次剖析过的那种“劣根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就其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者。”《坟茔》的基调是苍凉、悲壮、深厚的，读来似乎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然而，全部作品所呈现的崇高与壮美的悲剧美感力量，却给人以灵魂的净化、精神的感奋和信念的坚定。它使我们痛定思痛――为了生者和死者，为了使我们的民族不再蒙受摧残和耻辱，为了使祖国的儿女不再走上郭金泰、彭树奎、孙大壮式的惨痛悲剧之路，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绝不能让极左的幽灵再来干扰和破坏祖国人民正全力以赴为之奋斗的四化大业。

作者简介

李存荷，曾用笔名“茅山”。1946年2月19日出生于山东省五莲县东淮河村的农民家庭。1961年在五莲县第二中学读完初中，辍学回乡务农。196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创作，并有作品发表。曾任班长、排长，后调任团政治处新闻干事，从事新闻报导工作。1976年调到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创作室任创作员。

1979年初春奉命赴云南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采访，为战士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4个月的时间内创作了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荣立三等功。同年8月到广西前线的参战部队深入生活近3个月，对军人和部队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经过近3年的准备，1982年创作出成名作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引起强烈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秋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同年发表另一重要作品《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从军艺毕业，到济南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品除小说外，还有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