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人学者姚业鑫先生在《名邑余姚》一书中介绍：姚滩由民间歌舞和说唱逐渐发展成民间小戏，俗称“灯班”，或称“灯戏”。“灯戏”多在元宵灯节时上演，后来发展到其他节日活动。清时出现了职业性灯班，如乾隆时的“才华班”，规模较大，角色齐全。1830年前后，职业性灯班开始向外发展，又有了“串客”、“花鼓”、“鹦哥”等名称。“鹦哥班”以其大段对白和清唱，巧嘴伶俐而著称。
徐珂《清稗类钞》中曾提到“余姚灯班”艺人陈桐香到达苏州、无锡等地演出。清道光年间，新界朱仙桥（现划慈溪）人陈纪成，曾组织滩簧班子，在姚北一带聚演。清光绪初年，艺人马楠木等进入上海、与苏滩、沪滩等滩簧剧种互相影响，吸收消化外来剧种的部分剧目与乐曲，“鹦哥班”终于成熟，形成其独特的乡土风味，被称为“余姚滩簧”。
姚滩艺人多数是农民与手工业者，如漆匠、簟匠、泥水匠、棕棚匠等，闲季组班。姚滩道具也十分简单，一块手帕，一把扇子便可粉墨登场。正因为其十分简便，人数又少，所以很适合在农村演出。但是，由于当时对这一剧种的偏见和滩簧班在演出过程中常夹杂一些不很文明的念白，滩簧班是不准在祠堂内或神庙内演出的，只能在野外倒置几只稻桶，上面铺些木板作为演出场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部分艺人对姚滩的内容和演出形式进行了改革，如排演现代剧目，实行男女合演等等。并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于1954年成立了姚剧团。余姚和慈溪西北地区，上虞东部一带，广大农村中的业余姚剧团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六十年代，业余姚剧团曾有150多个，足见这一地方剧种生命力之强和群众基础之深。
姚剧团的《王阳明》剧组还远赴日本进行演出。
姚滩的唱腔淳朴优美，节奏明快，富有乡土气息，由基本调和小调两部分构成。基本调常用的是“平四”和“紧板”。曲体为“起、平、落”形式，平腔只用清板演唱，男女同调异腔，转换自然，女调的“平四”下韵，常衬有“嗳嗳唷”的衬音，清亮委婉，富有特色。“平四”一般用于叙述性唱词，较抒情，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紧板”多用于剧情紧张、气氛热烈的场面。另一类是小调，共有40余首，或为江南民歌，或为明清俚曲，常用的有《夜夜游》、《小扳艄》、《紫竹调》、《对花十送》、《五更调》等，音色醇厚，节奏轻快，雅俗共赏，并富有乡土气息。
从灯班出现开始，姚滩就已是“四花”（生角）、四旦、三后场（乐队，司二胡、三弦、月琴）、一里厢（走台，即今之道具），共12人的规模。这种“四花”、“四旦”的阵容，被称为“八勿拆”。这种结构模式一直保留下来。姚滩早期的剧目，除《王妈妈》、《卖花线》等来自车子灯、采茶篮这样一些民间歌舞演唱外，尚有一定规模的绍兴大班的剧目，如《双贵图》、《宝莲灯》、《两重恩》、《珍珠塔》，被称为四整本，艺人用绍兴大班的曲调演唱。到了成熟时期就多以“对子戏”为主，一花一旦演唱，如《双落发》、《打窗楼》、《十不许》等，约有70余本，成为姚滩的传统剧目。
角色行当分“花脸”、“旦堂”两种。“花脸”者，即一切生角，不分年龄、文武，但有身份之分，文人秀士或有财富地位者，戴瓜皮帽，穿长衫，称为“长衫花脸”（亦称“清客花脸”），下层劳动者则系竹裙，穿短衫，戴绍兴毡帽或糊刷帚帽，称为“短衫花脸”（亦称“草花脸”）。“旦角”分“上旦”、“下旦”两种，“上旦”为有身份或上了年纪的女性，“下旦”为年轻女性。在“姚滩”中前期，旦角均由男性扮演，用假嗓或真假嗓结合演唱。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有女性旦角演员出现，并逐步改变男旦占领“姚滩”舞台的现象，如后来成为“余姚滩簧小组”和“余姚姚剧团”台柱之一的刘芙蓉，便是开创姚剧由女性演旦角的杰出代表。而原来饰演旦角的男演员如黄承炳、黄立泉、张长水等则逐步改演生角，偶尔也有男旦出现。如“姚滩”泰斗孙春阳（男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演出姚剧现代戏《地头缘》中扮演老婆婆一角，演得幽默诙谐，妙趣横生，深受广大观众和行家好评。
1907年，王金发和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秘密组织反清光复军，事发秋瑾壮烈献身，王金发受秋瑾重托，脱离险境。
辛亥革命气势磅礴，王金发任绍兴都督，诱捕了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然而，他受章介眉“毁家纾难”、“咸与维新”的欺骗，竟然放章，铸就大错。封建势力卷土重来，袁世凯篡权，1915年王金发作为“乱党”被袁贼逮捕，害于杭州陆军监狱。
1938年3月，爱国将领张自忠率59军赴山东前线抗御日寇对台儿庄的进犯，在进军途中，发生了一起部下强奸民女案，张自忠下令查犯。不料，罪犯是杀敌勇将并曾经救过自己性命的警卫营长孙二勇，大局为重，张自忠忍痛下了枪决令。
谁知孙二勇因未伤要害，还阳回营，军心民心产生动摇。为民族生存，求齐心杀敌，张自忠不得不二次枪毙孙二勇。
梨花岙多种经营专业户杨富康，他为了鼓励儿媳生男孩，制定了可笑的“家庭政策”，将一幢新造的三层楼房定名为“传孙楼”，谁第一个为杨家生孙子，谁就得新楼。
谁知发生了一连串的瞎子算子、科学怀子、未婚抱子的家庭风波。
最后，杨富康通过试探儿子媳妇，终于明白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关键在于育好种的道理。
跨入90年代的革命老区龙石湾，在解决温饱之后，部分人又面临新的困难。
村长龙铁山面对生活现实，要共同富起来，必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于是，龙铁山带着肖聪明走出大山闯深圳，推销自己传统的竹制工艺品，终于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贫困，使鸡公山村几乎成了“光棍村”，被列为全县扶贫重点。改革，给鸡公山吹来一股春风，宁静的山村开始躁动。桑桑率先闯向山外的世界去探索弄“潮”，立春受到激励随之下山“闯海”。
桑桑受挫，立春抓住机遇，鸡公山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之间的观念发生冲突，事业与爱情在经受考验……
移村开矿，鸡公山沸腾了，告别贫困走出大山，奔向明天。
该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吧，江南水乡桃园村却看不见桃红柳绿，听不到鸡叫鸟鸣……幸好，水灵灵的桃花姑娘从城里带来个环保局的高级工程师和一群年轻的女大学生回到家乡，还带来了一团燃烧的火、一腔沸腾的血、一片炽热的情……“哇噻”（流行语）！将这样一幅升腾着现代气息的生活图景突然推到桃园村面前，这苍老而又疲惫的小村怎么能不惊惶失措？于是就有了柳会计的忌意、桃村长的怒意、村民们的怨意……
然而，新生活的脚步毕竟是挡不住的，年轻人用生命的智慧去编织“绿色计划”的彩锦，用青春的热情去修理大自然的容颜，用爱的甘露去滋润村民们的心灵环境，于是小村就有了勃勃生机，有了朗朗笑语，有了融融春色，当然也有了女孩子的秘密和小伙子的冲动，有了那风一般柔和、雨一样细腻、雪一般纯净、雾一般缠绵的男欢女爱……
《龙铁头出山》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提名奖； 《传孙楼》获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5项大奖； 《女儿大了，桃花开了》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铜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作品奖、浙江省第九届戏剧节优秀新剧目奖； 《兰花女》剧本获得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铜奖； 《母亲》获得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入选剧目和优秀音乐奖、剧本获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银奖……
2008年6月7日，浙江省余姚市申报的“姚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序号：709 Ⅳ-108。
2012年，坎墩姚剧被列入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拓展项目）。
2015年11月，慈溪市坎墩街道凭借传统戏剧姚北滩簧，荣获省第二批“传统戏剧特色镇（乡、街道）”称号，成为宁波市首个获此殊荣的街镇。
在收获掌声的同时，坎墩姚剧团演员们不无担忧。“来捧场的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演员就更加难找。”30岁出头的“辣妈”陈红亚是剧团里唯一的“80后”演员，她的话反映出全国不少地方传统戏剧面临的普遍问题。每年的10月、11月和自正月初一起的三个月，姚剧团奔忙在慈溪各村。“虽然参加演出有点补贴，但我们是为了爱好才放下手头的活，然而这些钱对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根本不够用。”团长周丽君说，24位剧团成员都是业余的，以退休人员或自由职业者为主，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年轻人不可能拥有每年请假五个月的“特殊待遇”。
传承发展姚北滩簧虽然艰难，但大伙儿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为培育热爱姚剧的新苗，坎墩姚剧团积极走进小学和幼儿园。老团长周忠强亲自到坎东小学为小朋友们上戏曲辅导课，编剧沈建余、演员高央飞等还到慈溪市实验小学上戏曲专题课。最近，坎墩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把剧团新编的情景戏《十里长街》搬上全市文艺汇演的大舞台，并获得大奖。“幽默的滩簧蕴含了民间智慧，旧曲新编也广受欢迎，如果有更多的上级财政支持，新时代的姚北滩簧定会传唱得更广。”黄学权说。
余姚艺术剧院院长寿建立告诉我们，2006年姚剧演了200多场，2007年估计还要增加场次；当许多剧团为上演剧目发愁时，余姚姚剧团却一到两年就会推出一台新戏，台台叫好又叫座；当有的剧团为生计四处奔波时，余姚姚剧团演职人员的人均年收入却达到6万元，最低的有4万多元，高的有8万多元。在该团从艺30多年、当过演员后来成了国家一级导演的徐玉虹说，姚剧正迎来明媚的春天……从乡村到城市，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有姚剧的热心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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