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临海词调的历史渊源和具体形成时代有多种说法，一说源于南宋，据近代学者、邑人、临海前图书馆馆长项士元所著《临海文化史》记载：“词调发端于南宋乐师张锚所创作的海盐腔，元初杂剧家杨梓加以整理发展，明中叶海盐腔盛行于嘉、温、台一带，明末演变为词调。”又有说词调由昆曲演变而来，甚至还有词调始于唐代之说，词调究竟起源于何时，有待考查研究。但从总体来看，其历史约可追溯至明代，主要是当地的民间小曲与在这里流传的海盐腔、昆山腔相融合而形成的。
温、台一带的人民自古就有歌唱习俗，所谓“里巷歌谣”主要是指宋代温、台一带的民间歌谣。南戏《张协状元》中有“台州歌”、“东匝令”等曲牌，就是取自台州、温州的地名，词调流行地区，是当年昆山腔、海盐腔盛行的范围，即温州、台州、湖州等地，而海盐、昆山等四大声腔皆从南戏演变而来。另外，南戏中的《豆叶黄》《赵皮鞋》《油核桃》等小曲，就是流行在台、温一带的民间曲调，另外，临海词调还吸收了昆曲和民间小曲，词调的传统曲牌中《点绛唇》《粉蝶儿》《懒画眉》等都属于昆腔体的曲牌，其曲目大多来自南戏和乾隆年间编成的昆曲集《缀白裘》，其它也有来自弹词、宝卷的，如《断桥相会》《酒楼醉归》《貂禅拜月》《疯僧扫秦》等。词调的演唱和表白语言以临海方言（台州官话）为主，夹带苏白话，可见词调是融合多种戏曲元素和地方民间小调而成。
宋代，以词人陈克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佳作迭出，词格高丽，他们的作品常被艺人们谱成词曲，广咏传唱，大大促进了临海词曲艺术的发展。
明代中叶，海盐腔盛行于嘉、台、温地区，明末与当地民间小曲结合，逐渐演变为“词调”，它既没有剧本也不上舞台。
清代，台城宋淑兰等十余人根据词调的特点加以取舍，结合临海的风俗特色，作了局部的改革，编写剧本，形成了一种有浓郁地方风格的坐唱曲艺，即临海词调。
词调的鼎盛之期是自清朝中叶到中华民国期间。据项士元在《慈园音乐琐谈》中记载：“吾台音乐集团有‘成文’、‘近圣’二社。‘成文社’之组织始于清道、咸年间，以词调名，其学传自天台，社多多系痒序中人”。另外民间艺人的集社组织还有；“昭德”、“逍遥”、“风韵”、“董风”、“易风”等；成员大多都是文人雅士，被称为：“长衫派”，故“临海词调”在当时亦有一个“才子词调”的雅称。
清道光十四年（1835年），词调优秀艺人林心培（号镜心），善度曲，县令胡基培离台时，林心培特地写了一曲《留览雅笺》赠行；同期的董林（臣炜）、洪珍薮（锡麟）等人以善于吹唱闻名。
清光绪年间（1875一1808年）涌现出了一批对词调颇有造诣的唱作俱佳的艺人，如宋淑兰、杨月悟、周新甫、秦月波、林心培、董林、洪珍蔽等人，其中有精通琴律，深谙音律的，也有喜好改编目本的，表演艺人以高星基、于秋生最为著名。
清朝后期，词调处于旺盛时期，入社成员达数百人，词调的演唱形式以坐唱为主，其最大的演唱场所主要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斗会”（又称“斗社”），为病家拜斗求寿，消灾祈福，同时各地还有许多民间自由结合的坐唱集社，除了集社活动外，社员每逢节庆假日，也会轮流在家做桩，桩家只备一碟瓜子、几杯香茗。一些出身清贫的低层劳动者在工余亦来个“赤卵鲜”（台州方言，意为虽穷得一无所有，但仍很乐观）—跟着搬弄起词调。这就是相对于悠闲子弟的“长衫派”而言的“短打派”。“短打派”加速了台州词调的发展和平民化。
中华民国时期，临海词调逐渐被封建地主阶级所收买和利用，向清高风色发展，它常用于富人贺喜祝寿，亦为仕家子弟宴后助兴，佳节献唱，但演唱者大多只献唱一两首，并不取分文，但须盛宴相待，体现其身份高雅。具有十二种曲牌的《大庆寿》是当时的典型曲目。
20世纪30年代之前，参加词调演唱、演奏活动的均为男士，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台属六县联立的简易师范学校在紫阳街紫阳楼开办词调学习班，吸收了蒋桂青等少数女学生参加，排练了《大庆寿》《白蛇传》《出猎遇母》《马融送亲》等戏，在当时县政府大礼堂演了四个晚上。从此临海开创了女子登台演戏，女扮男角，把词调较为完整地搬上舞台演出的先河。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为了动员全民族抗日，首次将临海词调搬上舞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海词调有了较大的发展，并被搬上了舞台，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临海城关业余词调剧团”，为了适应众多教唱、学唱的方便，将词调的工尺谱翻录成简谱，并于1959年前后，公演了《断桥相会》《疯僧扫秦》《出猎回猎》《逼休》《马荣送亲》等传统曲目。
从1962年春开始，又公演了中型传统剧《凤仪亭》《渔家乐》，传统折子戏《貂禅拜月》《对课》和小型喜剧《僧尼配》，同年7月，临海文教局组织了临海词调演唱队，出席了浙江省文化厅召开的浙江弹词全书，在宁波公演，以坐唱形式演唱了《小宴》《断桥》《拜月》等三个节目。
1964年，临海县城关镇业余词调社团先后排练了《凤仪亭》《马融送亲》《渔家乐》等大戏和《僧尼会》《牡丹对课》等一批折子戏，创作演出了《还猪》《一根绳子》《红管家》《窑火回春》等一批现代戏，其中《还猪》获台州地区文艺会演音乐二等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临海词调被视为“腐朽没落”的产品，受到批判，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濒临失传，粉碎“四人帮”后，词调又重获新生。
1978年，临海县文化局组织人员，整理编印了《临海词调》传统曲牌一集29曲。
1985年，临海县文化馆再次整理，把词调编入《临海民间音乐集成》一书。
2000年8月，罗连星等人自发组织了演职人员35人，成立了临海词调剧团，排练了折子戏《拷红》《对课》，大戏《朱买臣》等节目。
2004年，临海词调剧团参加台州市第二届民间戏剧展演，《吕布与貂蝉》获演出银奖、演员奖、组织奖三个奖项；同年，浙江省文化厅拨款10万元艺术保护基金，对临海词调进行扶持和抢救。
2005年5月，临海词调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入首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8年6月，临海词调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临海词调演奏的丝竹伴奏乐器，早在它形成初期，即构成了以二胡、洞箫为主，辅以竹笛、三弦、琵琶、扬琴、檀板、碰钟等多种乐器的戏曲伴奏乐队，而这些乐器决定了临海词调的音乐特点，即旋律柔和流畅，节奏婉约平和，具有抒情优美、飘逸清幽的特点，使人着迷。
临海词调的伴奏乐器及定调方式与其他曲艺有所不同，临海词调是用洞箫来定调，一般用C调或D调，音域宽者用D调。词调的剧目大多与其他戏曲剧本相同，曲目则是词调艺人自己创作编写，有几个剧目旁边还附有工尺谱，用凡字调（bE调）与上字调（bB调）居多，这样的记谱方式只有词调有，其它剧种没有，现在来说，尤为弥足珍贵。
其一，浪头，即前奏，也称为开头曲，是艺人们展现自己风格的部分。一般用在大曲目之前，起到定场、制造气氛的作用，有完整的艺术形象、板式结构、曲牌结构，也具有完整而鲜明的音乐形象和一定的表现、技巧难度，因此这个前奏的本身是一曲很好的纯器乐曲。临海词调的浪头与其他地曲艺不完全相同，它分为半浪和长浪，半浪和长浪均为固定的音调，篇幅较大而独立。
其二，间奏，既在唱词唱段的衔接期间，单由乐器奏出的曲调。间奏长短不一，有大间奏（大过门）、小间奏（小过门）之分，起到定腔、定调、酝酿情绪、陪衬表演等作用，音乐旋律可以是最后一句乐句的重复，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曲调。
其三，唱句中的伴奏。作为唱句中的伴奏，其乐器的主旋律与唱腔基本相同，多用紧拉慢唱、紧打慢唱的方式，当然有时也会为了突出唱腔，奏一些能与唱腔形成对比的旋律，但其目的为更好的突出主旋律。
就临海词调而言，其器乐演奏的地位非常重要，在表演时乐器演奏基本是贯穿始终，也就是说它的所有环节基本上都离不开乐器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器乐的重要性、功能意义比声腔更为突出，它具有与一般舞台艺术中的器乐不同的文化意义，他与唱腔、唱词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人物、抒发感情。除了伴奏的作用以外，许多独立的器乐曲牌作为开场、前奏和间奏，如临海词调中的浪头，是一种纯器乐的演奏形式，促使了民族民间器乐的发展。
南宋：张锚
词调进课堂
词调进课堂
元初：杨梓、陈克、严蕊
清代：林心培、董林、洪珍蔽、高星基、于秋生、秦月波、周新甫、宋淑兰等数十人
近现代：杨玉湖、杨悟生、苏明耕、陈建华、叶统兴、何公望、蒋桂青、邱继铭、张华月、陈大牛、罗连星、潘玲玲、牟志萍、陈国芬等 [4]
根据史料记载，临海词调的集社有“长衫派”与“短打派”之称呼，前者成员出身大多为文人雅士，后者入社成员较多为出身清贫的低层劳动者。
历史上较为著名的集社主要有以下七社：杨月悟的“昭德社”、陈建华的“近圣社”、杨吾生的“成文社”、叶统法的“风韵社”以及“易风社”、“薰风社”、“道遥社”。
旅游榜
娱乐榜
人物榜
服务榜
城市榜
美食榜
趣闻榜
行业榜
展会榜
商务榜
历史榜
国家榜
人群榜
节日榜
特色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