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
张其昀（1900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
1919年，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当时的南高声誉蜚腾，公认为南方第一学府，名师荟萃，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史学大师柳诒徵、地学大师竺可桢等人。
1923年毕业时，正好是南高改制易名东大，出于对南高的挚爱，坚持领取了南京高师最后一届毕业生文凭。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间主编的《高中中国地理》，与戴运轨主编的高中物理教科书、林语堂主编的高中英语课本构成当时全国通用的三大课本，对中学教育起了很好的提升作用。
1923年张其昀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哈佛大学等单位任职。1949年到台，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张其昀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等，著有《本国地理》、《政治地理学》、《中华五千年史》等。
1927年，在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曾主讲中国地理。
1935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中央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是从未出国留学的当选评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长。
1941年，当选为首批教育部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
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
1949年到台，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员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
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发起创办《学术季刊》等多种学术期刊以及“中国历史学会”等组织。对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甚巨。
1985年8月26日，在台北逝世。
《中国地理学研究》
《中国区域志》
《中华民国史纲》
《金史》
《元史》
《清史》
《国父全书》
《抗日战史》
人文地理学著作
《初级中学人文地理编辑例言》
《江浙两省人文地理之比较》
《人生地理学之态度与方法》
《人生地理学》
《中国人地关系概论》
《中华五千年史》巨著（全书总目初分为三十二册）
《华夏远古史》（中华五千年史 第一册）
《西周史》（中华五千年史 第二册）
《春秋史》（中华五千年史 第三册：春秋史前篇，第四册：春秋史中篇，第五册：春秋史後篇-孔学今义）
《战国史》（中华五千年史 第六册：战国史前篇，第七册：战国史後篇-战国学术）
《秦代史》（中华五千年史 第八册）
《先总统蒋公全集》（四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先后创办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中华学术院、中国文化学院；出版中华丛书、《华学月刊》，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中心。他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之渊源；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四曰国力，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想与民族正义，培养新生力量。
作为学者，张其昀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国际权威之《科学》杂志对他在自然地理学上的成就也有好评。在方志学方面，其主编的《遵义新志》，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他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
张其昀在台湾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促成多所大学的复校和新学校的建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著力中小学基础义务教育，基本奠定了台湾的教育格局。
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时间之长，影响之远，令人感念。他早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嗣後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灵魂人物；再後於浙大创办《思想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当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复兴人文主义之势。在台湾，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创办中华学术院和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执教的文史学者便有钱穆、杨家骆、黎东方、梁嘉彬，蒋复聪、陈立夫、高明、宋晞、曾虚白、谢然之等人；设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中华丛书、《华学月刊》，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中心。
张其昀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
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之渊源；
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之地位；
四曰国力，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之关系；
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想与民族正义，培养新生力量。
张其昀提倡华学。他认为，西方所谓Sinology，应为华学，而非汉学。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Sinology之外，有造成破坏中国统一之嫌。满、蒙、藏诸族和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上有著最密切的交融关系，这些研究也共同构成了中国学。华学不仅研究汉学，也研究藏学、满学、蒙古学等中国少数民族之学。
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彻底垮台，国民党何去何从让蒋介石彻夜不眠。直到有一天，张其昀向他说了一句话：“上上良策是退守台湾！”蒋介石心头一震，马上请他进密室详谈。张其昀认为：以长江天险分割天下，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主张，势如破竹的共产党绝不会同意。退守西南、海南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唯有台湾才可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庇护之所。
张其昀不同寻常的“东撤论”深深打动了他。张其昀坚定地认为西撤川康不妥，详述东撤台湾的优势：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可以暂时阻止共产党军队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一、台湾物产丰富，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二、台湾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三、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台湾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国民党政权有一种回归感，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五、台湾岛长期与大陆相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湾四面环海，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以稳定社会。
竺可桢在常年的教育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地理学、气象学的青年才俊，其中就包括张其昀、沙学浚，只是张、沙二人1949年后都去了台湾。
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成立了“联合探勘探勘亚洲近海地区矿物资源合作委员会”。经过长期勘测及研究，该会于1968年发布研究报告，称在琉球群岛、台湾至日本本土间的大陆礁层边缘地带，黄海及渤海，都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消息震动日本，日本立即采取行动，企图将钓鱼岛攫为已有。日本的行动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
1969年11月11日，竺可桢致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我们目前虽忙于开发大陆的石油，无暇顾海上资源，但不能不为长远着想。”建议：“似乎此时我们应作一消息，声明钓鱼岛地区油田开采权应属于我所有，以为日后有必要时作为外交部正式抗议地步。”
1970年9月，日本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妄称“钓鱼岛海域属于日本”。
1972年，张其昀为历史学家杨仲揆的专著《中国·琉球·钓鱼台》一书做序，引用了一则历史典故：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日本政治家币原喜重郎在大阪演说，指出“新时代之外交政策，在于经济上之合作与繁荣，而非土地之占领与扩张”。但日本少壮派军人一意孤行，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当日本一些民众欢庆时，币原却说“日本吞下一个炸弹”。张其昀借此指出，“世变沧桑，曷胜感慨。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他警告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窃占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等于“日本又吞下了一个炸弹”，将再次坑害日本人民。
张其昀与恩师竺可桢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们在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上书著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在竺可桢等人的努力下，1972年10月，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明确将钓鱼岛海域划入中国版图，并用大字标出。
1972年后，台湾出版的地图也明确标出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群岛，而属于台湾省宜兰县。这一系列行动对于维护钓鱼台列岛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意义深远。
张其昀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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