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相寺

基本介绍

至相寺，又名国清寺，隋文帝开皇初年，由静渊禅师始建，位于西安市以南约三十公里的终南山天子峪内的寺院。

至相寺，历经北周武帝灭法、隋唐兴佛、会昌法难及文革浩劫，虽多次受损但仍顽强传承，现为佛教华严宗重要寺院，其历史沧桑见证了中国佛教的兴衰变迁。

景点景观

规模之大

寺院规模虽不能望古项背，但也不至于如“文革”那样凄惨。经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除寺后半山腰唐丞相裴休“尝与静海禅师谈玄于此”的石洞(裴休之子，翰林学士裴度，即后来出家为金山寺方丈的法海和尚，曾在此洞闭过关)尚存外，寺庙建筑多被拆除，寺前一棵千年唐槐与院内稀有古树尽遭砍伐，文物碑志悉被砸毁。

静渊、普安、智俨、毕峰等宗祖塔墓尽数拆挖，佛像全毁。特别是珍贵的国宝——毕峰塔内一四寸见方的金盒(盒内何物凡目见者俱不识其为何宝，唯有金盒被陕西省财政部门收走)。波斯银币，金莲花，以及紫谷塔内的紫谷金钵，帝赐玉石圣像全被盗尽。寺内财产亦被瓜分，仅存空空如也的殿堂也被小学占用。

寺院布局

寺院坐落在前低后高的四层平台上。建筑群体殿连楼靠，密集紧凑，但格局依然分明。从寺院山门天王殿一路拜进，首先进入下院。下院左右两厢各有五间配殿，供俸着观音、地藏二圣菩萨。步过四方院庭，踏着中间台阶拾级而上，即是中台。

壮严古朴的大雄宝殿就树立在眼前。大殿左钟右鼓二楼临台高耸，楼檐四翘八面威风。再依大殿两侧向里，从一道横卧石坎下的小巷中穿过，迂徊到大殿后门，顺着青石台阶扶栏登上，便是宽畅的上院。这也是四层平台中较大的一台，五间法堂高踞在上，两厢客厅南北相对，三进院自下而上，把山门、大殿、法堂一线贯通。构成了寺院的主体建筑。再从大殿的左侧向北，绕过钟楼来到中台的北端，就是文殊祖殿。

祖殿座西朝东，与南北药师伽蓝两殿成三足鼎立。虽说这里院庭不大，但被东边中台边沿的青石栅栏一围绕，使这一处殿堂显得格外紧凑别致、清净优雅，给人一种院内有院，寺内有寺的感觉。寺院最高的平台，座落着至相寺最大的古式建筑——禅堂。禅堂的前三面被徊廊转柱的十八间禅寮环围着，构成了与世无染、清雅无喧的一处清幽的净地。

主要殿堂

法堂五间地藏殿五间

配殿十间观音殿五间

大雄宝殿五间禅堂五间

钟鼓楼二栋禅寮十八间

山门五间大寮三间

斋堂三间居士楼一栋

文殊殿三间关房三处

伽蓝殿三间牌门一座

药师殿三间水塔两座

库房三间蓄水池三处

僧寮二十六间

建筑风格

新落成的殿宁为明清风格，没有南国的流彩璃瓦，质淳自然；没有北域的悬拱四翘，却也不失壮严稳重。配上淡雅的彩绘，手法细腻平实朴素，给人一种肃穆无喧、清凉无哗的感觉。

风景特点

这里处在终南山北麓，地势雄巍，缓平而下。寺院周围林木环绕，下有百泉汇流，景色秀美。寺院坐西向东，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远望东方群山，层峦叠嶂；向北俯视秦川沃野，历历在目；呈现出一派壮丽景象。此地形状如龟，寺院正处于龟背之上，后面依踞突起的龙背，前面面对着挺立的驼峰，左侧倚靠着龙首，右面紧临伏虎，负阴抱阳，瑞气葱葱。

相传唐高宗李治出生于峪内，太宗李世民曾多次诣寺敬香（距寺四公里山顶有避暑行宫唐王寨）。

寺内有遗碑铭曰“终南正脉，结在其中”。故知此寺不仅是佛教著名古刹，也是终南古迹胜景。至相寺在隋唐时期极盛，高僧辈出。清代称国清禅寺，成为曹洞宗的道场，寺院西靠古木参天的高峰脚下，峰腰内凹，峰体南北外伸，宛如高背扶手沙发。中间数十亩缓平地域，便是当年灵裕所卜之“福地”。重修的寺院养育其中，瑞象不凡。

塑像艺术

较上品的当推塑像艺术。从塑像的神情姿态，情与无情的动静融合，到群雕衔错的洒脱自然，壁画的工素相辅，无不传神走韵。质感细腻，意境深幽。衣带飘逸落摆垂然，泥质皮革以假乱真，铠甲勾环犹如真铁，金刚坐椅酷似红木。

寺院现有常住僧人近50，夏天约住80—100人。为保持古禅风，寺院戒律精严，不做经忏。办禅堂，建闭关中心。为修行人提供用功办道之场所，以续佛慧命。

实用信息

地理位置

地址：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办至相寺

交通路线

公交：地铁2号线或公交500路、323路、215路等至长安区韦曲南站，转4-04路公交，到曹村南门，徒步或者雇车上山。

自驾车：从西安市区到至相寺的道路非常方便。驾车可沿子午大道上环山路向东，从171研究所门前绕行南围墙，经百塔寺直通至相寺门前。

步行：行走路线从171所门前天子峪沟口分路，从地震台观测站围墙边沿小路漫行，与汽车行走的公路隔河相望，攀登时间约一个小时。这条道已经成为市民周末登山的不错线路，体力强健者，还可从至相寺后穿越山梁至抱龙峪，经航天基地返回到环山公路。

历史沿革

寺庙溯源

据《续高僧·普安传》载，周武灭法时(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京城长安名僧释普安栖隐于终南山梗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洁操泉石，连迹鱼禽”继又“引渊法师同上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

法难将起时，京邑名僧静蔼曾赴京进奏，竭力抗谏终不听纳，由是“天地既闭、像教斯蒙，国令严禁，不许逃难”，静蔼知法难终不可免，遂率三十难僧逃避终南“投骸未委”，普安引众僧至西坡，安置于“幽密处所”草露风餐。普安则自己身居显露处，不惧严诛，每日乞索，供给逃僧衣食。

至众僧得以修业无废，协普安并肩“更开其所住”(或说在终南山“东西建寺二十七所”)。此乃至相寺前身。隋立，佛法重兴，逃难僧复应诏出家，后多迁往京寺，唯普安与静渊仍坚守山舍。未久，静渊东出潼关，投相州灵裕禅师处问法。至开皇八年，普安亦奉诏入京，留住京寺。静渊复“屏迹终南，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至此至相寺才正式创立命名。

始建年代

隋文帝开皇初年，由静渊禅师始建，开皇十一年(591)，年逾七十四岁的灵裕禅师奉诏入长安，居兴善寺。隋文帝杨坚厚礼待之，欲立裕为国师，灵裕数辞方免。此间灵裕“凡有间隙，径投渊寺，欣畅意得”，继又“以帝之信施、为移山路”。初创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川谷，将延法众，为未日经远，灵裕亲卜西南坡阜，是称福地，非唯山众相绩，亦使供拟无亏，渊即听从迁往。故至相寺终于高踞于梗梓谷西南高阜上，坐西向东，长养在“终南正脉”的“福地”中，近一千五百余载。华严宗从北周武帝法难之后开始在终南山至相寺逐渐形成，到“会昌法难”(841-846)之前，这一宗较为鼎盛。

据有关记载，当时寺院的规模达千余亩，气势非常宏大，在当时佛教中如日中天，单从寺周围塔龛墓穴之多便能揣其端倪。正因如此，“会昌法难”对至相寺的厄连自然是首当其冲，较为惨烈了。殿宇田产皆没收官，“钟馨铜像俱委盐铁吏铸钱，铁像委本州捣铸农具”，僧尼尽逼从俗，至相寺几被湮灭，因此“会昌法难”后，关于至相寺的历史很难详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民国时，从天子峪口到至相寺的山谷中，仍寺院林立，百姓住的耕的皆为寺院的房屋和土地。

五O年土改前，尚有常住僧人三十余人，土地数百亩。土改后，止有十三位僧人，分得土地五十余亩，殿宇房舍三十余间，寺内什物俱全，寺周围古槐巨柏尚有数十棵。

相关典故

说起来，至相寺从隋唐的鼎盛到“文革”中的被毁，历终千年风雨，饱尝人间洗劫。期间，屡蒙各界人士的关怀，特别是沙门中人，为至相寺的中兴，绍隆法化，前赴后继，未曾间断。

光绪二十年，卧龙寺方丈东霞禅师“兼理寺事，竭力营构，一时托钵者极众”；民国初年，寺僧头陀恒康大师以身赞佛，寂灭火化时舌头不坏，色泽红润，叩之似击馨之声。六四年在斗争与打倒的风潮中，寺僧本参禅师，眼看一群人欲推倒佛像。即挺身誓言：“佛在我在，佛倒我倒”!遂用剃刀抹脖自刎，血流如注，场民惊骇，急施抢救，方免于难。八五年，寺僧本智住持期间，寺院尚存大殿，天王殿，丈室各三间，僧房六间，厨房二间，殿堂虽东倒西歪，却小有气象，后经住僧营缮，大殿全面翻新，佛像新塑，寺院方焕然一新。之后，小学迁出，唯土地仍为群众耕种。

荣誉及其他

讲学活动

同年八月，台湾大学张志忠教授与怀泽法师率众二十余人在寺内讲学《华严》。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学艺研究室室长姜友邦先生率众九人，从山下至山上步行三公里礼拜至相寺。九七年一月十五日，韩国福泉寺住持目光法师来寺朝拜，同年四月十二日，又有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华严学研究所所长小岛岱山先生来寺参拜，且表示愿为恢复至相寺尽力相助。

所以，至相寺中兴与否，不仅佛门中人翘首以待，即是世人也日盼复兴。这一机缘，在本智法师的多方奔走中，长安县政府于八五年落实宗教政策时遂将庙产归还寺院。此后，妙醒法师住持期间，亦竭力呼吁十方求助，于九六、九七两年得到至相寺活动场所的县级批复和二十九亩五分土地的归还落实。

此间，海内外仁人志士与本土的游人香客也与日俱增，亦从开发的角度促进了祖庭道场的恢复。九九年长安县政府与王庄乡政府出面，礼请西安卧龙寺方丈如诚大师主持重建至相寺。至此，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华严宗祖庭至相寺，终于开始了空前未有全面恢复的新纪元，如诚大和尚一方兼理寺事，一方竭力营构，从九九年十月至二00四年八月，挺熬五载，耗资八佰余万，终成至相寺的规模。

文化传承

至相寺自建立之日便以弘扬《华严经》为宗旨，普安出家，拜静蔼为师，“通明三藏，常乐《华严》”，把一生的功德都归功于《华严》。静渊本人亦是“自《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闻无遗，历耳便讲”。

静渊之师灵裕也以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等经而闻名，而且曾撰《华严指归》及《疏》合九卷。至隋大业中(605-617)，静渊已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有智正法师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会”，同住达二十八年之久。

智正所研习、讲说的亦是《华严》学，并制有《华严疏》十卷。正是静渊，智正努力发扬《华严》学经教之时，杜顺和尚及其弟子智俨也来到至相寺，并加入了修习、弘扬《华严》学的行列。期间，智俨在寺内从智正修习《华严经》，得益匪浅。顺俨师徒会总修习心要，著书立论，把《华严》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并因此被后人推为华严宗的初祖，二祖。

中外交流

显庆四年(659)后不久，贤首法藏投智俨修习华严，龙朔二年（662），海东义湘禅师亦从新罗国渡海入唐，到至相寺师从智俨习《华严经》。法藏“即餐俨之妙解，以为真吾师也”。智俨将法藏比之如“羲龙”，“喜得传灯之人”，经过十年的修习，法藏终于“后发前至，高超二运”。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亲窥室奥”，“独擅国工”，在智俨《搜玄记》的基础上撰成《探玄记》等著作，将圆教的“十玄妙旨“、“十义圆科”，阐释精彻细微。确立了华严宗的思想体系。为华严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义湘，在智俨门下学习也颇有成绩，“受业若翻瓴水”，“传宗如走坡丸”，“有滞必通，无幽不测，《华严》妙旨，剖析入微”。归国前撰有《华严一乘法界图》，归国后先后弘扬智俨、法藏学说，被推为海东华严初祖。法藏与义湘的同窗友谊，一直被传为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至今韩国仍时有人来朝祖拜圣。

至相寺当时不但在本土誉响中天，且与海东佛教亦至为密切。龙朔二年至咸享二年(662—671)，新罗僧义湘回国成为海东佛教十圣之一后，乾封三年(686)复有宝壤到至相寺参学，如意元年(692)后不久，又有胜诠、孝忠二僧也于至相寺修习，其中胜诠受三祖法藏之托，捎回贤首书一封，撰述数种诣义给义湘禅师，孝忠则受义湘所托，携金赠贤首法藏。长庆(821-824)初，新罗无染禅师亦入唐，投至相寺听讲《华严》，在一位老僧启发下，遂弃经教而从心学。

此外，作为汉传佛教华严宗的发祥地和祖庭，至相寺在韩国和日本的影响力非常大。为韩国和日本修学华严的僧人和学者到中国来必须朝拜的祖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