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米扬石窟

基本介绍

巴米扬石窟位于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中，是公元3-7世纪开凿的佛教石窟群。石窟群沿山崖南北延伸约3公里，现存约750个洞窟，包含佛龛窟、僧房窟及会堂窟，整个巴米扬山谷有大约3000个大小佛窟。洞窟核心为东、西两尊巨型立佛，分别高38米与55米，采用犍陀罗艺术风格雕刻，衣纹线条如“曹衣出水”，佛像面部与双手曾涂有金箔。根据碳十四测定，东大佛建造于公元544~595年，西大佛建造于公元591~644年。壁画融合波斯萨珊纹饰、印度佛教题材及希腊罗马元素，窟顶绘有太阳神战车、千佛飞天等图像。部分壁画使用干性油作为胶结材料，是目前已知比较古老的油画技法。

该石窟地处古印度与中亚交通要道，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其佛教盛况。8世纪伊斯兰化后逐渐衰败，13世纪遭蒙古军队破坏。2001年塔利班政权炸毁两尊大佛，仅存佛龛遗址。大佛内部有隐藏通道可登顶，胎内曾封存有梵语缘起诗等文物。周边分布近百座附属石窟，卡克拉克等区域保留有佛涅槃图及早期油画残迹。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遗址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等多国学者参与后续保护与研究工作，如2018年敦煌研究院考察，2022年启动的“巴米扬守护人”项目及遗产教育“馕课”等。

景点景观

佛像规模

巴米扬山谷内共凿有大小佛窟约3000个。其洞窟样式有佛龛窟、僧房窟、会堂窟。主窟群左右两端的窟状窟中各有一巨大的石雕立佛，分别高55米（西大佛）和38米（东大佛），大佛身着通肩袈裟，薄衣贴体，犹如曹衣出水，神态庄重，气势雄浑。根据碳十四测定，东大佛建造于公元544~595年，西大佛建造于公元591~644年（白匈奴帝国时期）。佛像面部及脚部已被毁损。在大佛窟龛的壁上及其他50余个洞窟中绘有壁画，内容有佛涅盘、供养人、环形连珠纹图案等，构图富于变化，其窟顶画形式尤为多样。壁画和雕像的风格均受波斯萨珊王朝艺术的影响，而印度和西方的艺术亦对其有一定影响。8世纪初随着当地的伊斯兰化，巴米扬石窟遭到了极大破坏。大佛内部并非完全实心，设有隐藏于断崖内部的通道和阶梯，可通往佛顶平台。自1970-1971年联合国支持下的首次修复以来，国际社会已对石窟建筑和壁画进行了多次保护与修复工作。随着佛教的东渐，巴米扬石窟的艺术特点对中国新疆等地的石窟有明显的影响。

巴米扬，又译巴米央，巴米羊。位在白夏瓦与巴尔夫的中央，是印度与中亚、西亚之间的交通要道。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记为‘梵衍那国’，并谓该国有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佛教颇盛。

主要遗址

巴米扬石窟的核心遗址为东、西两尊巨型立佛，西大佛高55米，东大佛高38米，采用犍陀罗艺术风格雕刻，衣纹线条如“曹衣出水”，佛像面部与双手曾涂有金箔。东西大佛内部均有复杂的楼梯通道隐藏于断崖内部，可拾级而上直达佛顶平台。东大佛的通道从其右脚旁佛窟内侧延伸，绕行佛头后部返回地面。

在巴米扬盆地东南的卡克拉克（Kakrak）有近百的石窟群。其中，卡克拉克石窟曾存有一座7米高的立佛，其建筑样式与龟兹石窟中的“大像窟”类似，但不幸于2001年被毁。

西南的贺拉提（弗拉迪）也有近百的石窟群。弗拉迪石窟遗址区至今仍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区域，存有顶部结构与残存壁画与新疆克孜尔等地石窟藻井相似的石窟。

2002年后的考古发掘，在巴米扬山谷发现了MO寺院等地面佛教建筑遗址，其年代测定在公元258～408年之间。这一发现将巴米扬地区有组织佛教活动的年代上推至3至5世纪。

艺术特色

巴米扬石窟艺术以犍陀罗艺术风格为基础，融合了希腊、波斯萨珊、印度秣菟罗等多种文化元素。

在建筑形制上，窟龛样式多样，平面和顶部形式丰富，融合了印度、中亚、希腊、波斯等地的文化元素。

壁画内容绘有太阳神苏利亚、飞天、供养人（如白匈奴王公）、千佛等图像，窟顶有藻井结构。

壁画中使用干性油作为胶结材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比较古老的油画技法。

大佛袈裟曾有红、蓝等彩绘并贴有金箔，与玄奘“金色晃曜，宝饰焕烂”的记载吻合。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与规模

巴米扬石窟位于阿富汗中部巴米扬省的兴都库什山脉中，巴米扬河谷北侧断崖上，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南亚的重要交通枢纽。遗址海拔约2500米，亦有记载为2590米。山谷内分布有大小佛窟约3000个，中心区有大小石窟700多个；石窟群沿山崖延伸约3公里，中心区东西长约1300米。石窟群不仅包括著名的东、西大佛，还包括周围的山谷寺院、城堡等宗教活动遗址。

历史沿革

巴米扬石窟的开凿由白匈奴帝国组织，在6-7世纪兴建了两座巨型佛像。经过碳十四测定，东大佛建造于公元544-595年，西大佛建造于公元591-644年。

公元7世纪，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巴米扬的佛教盛况，称“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

8-9世纪，当地逐渐伊斯兰化，佛教活动衰退。13世纪，蒙古人入侵巴米扬后，摧毁了高鲁高拉城和附近的城市群，导致佛教活动终止。

荣誉及其他

考古发现与研究

巴米扬石窟的考古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22年，法国政府与阿富汗签订文化协议，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DAFA）开始系统调查，垄断了早期考古工作。其中，戈达尔夫人（Yedda Godard）以水彩临摹记录巴米扬石窟壁画，成为最早的石窟壁画影像记录者。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考察队取得重要成果，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机构进行跨学科研究。2018年起，中国敦煌研究院等机构参与考察。

重要考古发现包括：2008年，德国考古队在清理塔利班破坏后的遗址时，发现大佛胎内封存的梵语缘起诗等文物；2002年至2009年，法国考古队发掘巴米扬山谷寺院，通过年代测定将佛教活动上溯至3世纪。科技分析显示，巴米扬壁画使用干性油作为胶结材料，确认了公元7世纪使用的油画技法。壁画颜料中含有青金石（金精），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为“金精”。

破坏与保护

巴米扬石窟曾遭受多次破坏，其中最严重的是2001年塔利班政权炸毁大佛的事件。1998年3月和2001年5月，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动用炸药、大炮和火箭筒等武器，炸毁了东西两尊大佛及部分石窟。

2003年，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观和考古遗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并同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此后，国际社会展开了长期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是主要的参与和出资方，参与了遗址清理、碎片收集、岩体加固和壁画修复等工程。早在1970-1971年间，在联合国支持下，印度专家就对巴米扬进行了首次大规模保护修复。

中国近年来也积极参与到巴米扬石窟的保护工作中。2018年3月，中国敦煌研究院派出考察队对巴米扬进行了实地考察。2022年11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启动了“巴米扬守护人”项目，该项目志愿者团队多次赴当地，与阿富汗专家合作开展考古调查、文物保护活动，并为石窟安装保护设施。项目还包括资助并指导当地文保工作者为儿童开设遗产教育“馕课”，以提升年轻一代的文物保护意识。

保护工作面临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的双重挑战。例如，针对雪水侵蚀壁画的问题，修复人员在佛龛顶部设置了排水系统；对于被煤烟覆盖的壁画，则使用化学方法进行清洗。尽管佛像已无法百分百复原，但通过清理、加固、碎片整理和研究，文化遗产的精神得以延续。

详细情况

二大石佛中，西大佛高五十五（一说五十三）公尺，从其壁画来推测，约成于五世纪。东大佛高三十五（一说三十八）公尺，完成年代较西大佛早。据法国考古学调查团的调查，窟寺的设计有正方形、长方形、八角形及圆形等形式，天井则有半圆拱门式、圆顶、平顶等各种形式，亦有作出列栓、列龛或拱门者。寺院包括祠堂、僧坊与会堂。窟内天井及侧壁均有装饰窟寺的壁画，描绘出佛、菩萨、供养者、日神、月神、飞天的图像。其中以东大佛天井中的太阳神苏利亚图特别受注意。又，其中的佛坐像，是巴米扬颇具特色的图绘。此外，在石窟中也曾发现梵文佛典及基尔基特（Gil-git）写本。

另外，在巴米扬盆地东南的卡克拉克（Kakrak）、西南的贺拉提，也有为数近百的石窟群。在其南侧台地上，有后世回教徒所建立的都城。由于十三世纪时遭蒙古人破坏，故已成为废墟。

兴都库什山脉横延于阿富汗中央地带，二分阿富汗为南、北两域。凡是南北之间的通道，都要翻过此一峻险山岳。据说，‘兴都库什’的原义就是‘屠杀印度人的杀手’，意即不容来自印度的侵略者逾越此山而来。语源的真伪尚可另当别论，但是山脉的连峰顶戴万年银雪，确具天然屏障的英姿。古代道路至伽毕试附近遇到兴都库什，像寻找出口一般，沿着戈尔班德河西溯而上，再西越希巴尔隘口，到达‘巴米央’。

巴米央溪谷之间，东支的佛拉第与西支的克拉克二谷汇流之处，有一片长约三公里的翠绿平地。这一片绿野之南是高逾五千公尺的科伊巴巴山和连绵峻岭，发出皎白的光辉。红褐色的断崖屹立在绿野之北，峭壁上东西三公里之间凿有为数二千有余的石窟，峭壁东西两端并雕二座大佛。东佛高三十八公尺（原以为仅三十五公尺，经不久前印度探险队调查，证实为三十八公尺），西佛高五十三公尺，都直接雕在峭壁上。此地的道路两旁有用土块建造的房屋栉比相连，长约二、三百公尺，这便是现在的巴米央市集。除此之外，只有麦田、路边的白杨树和几幢农舍作点缀。真不知有何人间的语言，足以用来描述此一溪谷的幽静与美。

咸认三十八公尺高的东边大佛较五十三公尺高的西边大佛古老，但是可供推知年代的古钱、铭文、文献……等全无著落，唯有根据其雕塑样式来加以推定。两尊像都是连同巨大的佛龛凿刻峭壁而成，唯有头发及衣纹部分系属塑造。二大佛均属犍驮罗佛像系统，但是宽脸及耸肩的严谨体形甚具特征，很可能是敦煌及云岗等地初期大佛所继承的样式起源。除此之外，衣薄、衣纹线条流丽、腿部丰满，令人联想印度中部一带，五、六世纪的笈多王朝样式。这些特征是土著化的结果所造成的呢？抑或真受笈多美术的影响呢？这就很难遽下定论。

佛龛壁面上曾经绘满了色调明亮的壁画，至今仍存几个相当大的部分。波斯人的萨桑王朝在三世纪中叶推翻贵霜王朝，占领阿富汗；然而，这些壁画的构图中，萨桑的波斯风格非常明显。因为萨桑的影响历然，所以不可能是三世纪以前之作，倘若确实受过笈多的影响，则更不可能在五世纪之前。有关此二大佛的文献中，最古的是中国的《北史》〈西域传〉和玄奘的《西域记》，都是七世纪前半的记录。那时，二大佛的表面都用金或铜裹着，灿然发光。《西域记》形容这里的佛教盛况说︰‘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但若欲根据佛像及壁画的样式，判定其年代，则似乎需要更多的调查。

在那大贵霜帝国的时代里，巴米央曾为兴都库什山脉之南与北的交通必经之地，但是我们无法获悉佛教何时传入此地。说一句泄气话，我们根本不知贵霜王朝时期是否真正有过佛教。

三世纪前半，萨桑王朝的波斯抬头时，贵霜就已失去几乎所有的阿富汗领土。大贵霜的最后一位国王是阿努德伐（亦译为发斯德伐），这正是一个纯印度味道的名字（德伐即提婆──天、神之意），货币的设计款式也是印度的，可知贵霜业已放弃阿富汗领土，沦为印度世界之中的一个小王国。萨桑王朝的出现带给贵霜决定性的打击，阿富汗在萨桑的势力下分裂很多小王国，巴米央也成了一个地方小王国，臣属于萨桑。这时，巴米央虽然仍为兴都库什南北交通的要冲，但是已在萨桑的版图之中，而且只是个边境之地。

巴米央遗迹的特征不仅在于大佛。虽然石窟僧院内部墙壁上的佛像皆已悉数破坏而无存，但是安置佛像的痕迹历然可见。在放眼看去几可全面遮盖壁面的佛像群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多佛、多菩萨思想’的一大潮流业已形成。一层又一层的同心圆上面，画有几乎难以数得清的佛像；唯有大乘佛教的独特宇宙观之下，壁画上才能有如此满布诸佛的世界。

佛教思想中，自古即有过所谓七佛或二十五佛等‘过去佛’思想，但是在传统的上座部佛教中，只有释迦一佛是现在佛。到大乘佛教兴起，才主张发起‘誓愿求菩提者’均为菩萨，而且所有菩萨都有成佛的可能，于是产生了有别于原有一佛思想的多佛多菩萨思想。这种理念传至中央亚细亚的特殊风土之中，促成了视觉上的多佛表现。因为如此造成的多数佛像存在，所以更坚定了多佛思想的理念，使多佛的观念更具现实感。于是，遂造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循环，使多佛表现更为积极。

多佛表现的滥觞，发自佛塔的列龛。

最初的佛像出现在佛塔台基的周围，是佛塔的装饰之一部分。但是，这些佛像却在观佛三昧的实践过程中，强烈地震撼了出家众，且恃其所具有的具象性，深深地打动了在家信徒之心，不多久，就有了快速的成长，遂至与其母胎──佛塔──相争信仰主座的地位。于是，有些佛像在制作的时候就脱离了塔，单独成为膜拜之用的像，形成了有利的发展形态；有些佛像则仍然依附着佛塔，亦即以佛塔的附像之形式，继续发展下去。

黑山佛塔群是最显著的例子，形式古老的初期佛塔不设佛龛，但是稍晚的佛塔就起了变化，圆柱佛塔周围有列龛圈住，状如绑上了头巾。列龛中的佛像悉已散失一空，但是不难想像查拉拉巴德、脱普达拉、布尔吉卡费尔、谢瓦基及格尔达拉等遗迹的佛塔上，列龛中摆满了佛像时期的情景。我们相信，佛塔虽然壮伟巨大，但是信徒们前来礼拜时，对象实为圈绕圆柱外围的诸佛，在他们的印象里，佛塔必为仅供安置佛像之物。

三、四世纪的佛迹──如哈达或修特拉克遗迹等──也有多佛的表现，但是安置的部位有所不同，不再把佛像放在圆柱形的塔周，而是放在塔基四周。因此，圆柱体的部分反较塔基部分短，在多层基坛的四周设龛，用以安置佛像。这种形式，可说是犍驮罗初有佛像时的形式，极其自然地发展而来，可能与大致同一时期的笪刹尸罗乔里安僧院遗迹的形式同属一个系列。但是，我们无法断定，这种形式的多佛表现确以堪称‘多佛思想’的明确意识为基础。最低限度，这种表现方式极其酷似二世纪初期印度摩偷罗的方式，所以也很可能是过去的诸佛而并非现在的多佛；因为摩偷罗的佛像就是将过去七佛及弥勒佛的佛龛并列在一起。每一尊佛像的姿势及样态不同，藉以表示各为不同之佛的情形很多。

相反地，巴米央石窟的多数佛像虽已尽失，但是层层排列的佛像必无个性之别，一定是众多同一姿态的佛像并排在一起。因为，现存的壁画断片就是如此，甚难自其中寻出过去佛的精神。初期佛塔的列龛空空如也，所有佛像早已散失，相信其中所安置的佛像也大致如此，每一尊佛像都很相似。到了佛像覆盖佛塔表面，佛像取代佛塔而成为膜拜对象后，表现多佛的场所并不紧要，仍将佛像安置塔上圆柱形部分亦可，安置在僧堂的墙上亦无不可。崇拜佛塔的观念较重时，多佛必须置于塔围，始能发生作用。就此观点探讨巴米央的遗构及遗物，即可猜知当时的佛塔崇拜并不盛行。可以说，佛像崇拜业已取代佛塔崇拜，大佛信仰及多佛信仰在佛像流行的刺激下，像滚雪球般地发展，到了巴米扬的地域及时代，终于达最高峰。

世界之最

巴米扬石窟是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巴米扬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古代佛像。

文化融合与传播意义

巴米扬石窟位于阿富汗境内，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其开凿与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公元1世纪后，在贵霜王朝的支持下，佛教大乘学说兴起，活跃于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一带以及中亚五国的僧人，最先越过帕米尔高原，将佛教传到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绿洲上的西域诸国。

作为这一传播路径上的重要节点，巴米扬石窟规模宏大，山谷内分布有大小佛窟约3000个，其窟龛形制十分复杂，平面样式有方形、长方形、八角形、圆形，顶部样式有球面顶、套斗顶、拱券顶、平顶等。巴米扬石窟艺术以犍陀罗艺术风格为基础，融合了希腊、波斯萨珊、印度秣菟罗等多种文化元素，充分融合了印度、中亚、希腊、波斯等地文化因素，彰显出佛教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吸纳和包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