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老坑洮砚

制作洮砚最好的石料是“老坑石”，产于卓尼县喇嘛崖和水泉湾一代。而老坑石中的极品，当属“鸭头绿”，碧绿如蓝，轻抚如婴儿肌肤，储量极少，自宋末就已断采，能否重现不得而知，现今每得一块鸭头绿可视之为千年古董。硬度在莫氏3.1左右，最适宜研磨，颗粒直径0.01mm以下，发墨快而颗粒细，密度在3.05左右，储墨久，容易清洗不渗墨。老坑石中的其他石品，有绿漪石、鹦哥绿、鸊鷉血，市场储量依然不足2%，下发好和稀有是洮砚位列四大名砚的根本，尤其是在端砚、歙砚老坑石已枯竭的今天，“老坑洮砚”更是备受追捧。

洮砚价值

自唐代成名以来，老坑洮砚一直是皇室文豪、富商巨贾才能拥有的。

如宋代赵希鹄曰：“除端、歙二石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

晁无咎《砚林集》中有诗并铭：洮之崖，端之谷，匪山石，唯水玉。不可得兼，一可足温。然可爱，目鸲鹆，何以易之，鸭头绿。

金代元好问曰：王将军为国开临洮（今卓尼），有司岁馈，可会者，六百钜万，其于中国得用者，此砚材也。

近代“老坑洮砚”作品屡次作为国礼赠与国外元首，敦煌菩萨砚以甘肃省政府名义赠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反弹琵琶砚赠与日本前首相竹下登。

稀缺性（比端、歙更稀有）

洮砚老坑石在四大名砚中储量最少、最难采集，特级老坑石早在宋末（1175年）就已断采，每得一块洮砚特级老坑石都相当于是得到千年的古董。

宋初，王陬（zōu ）收复洮砚石材产地洮州（今属甘肃省卓尼县），被封为赵土司管理矿区，洮砚被选为皇宫贡品，只有皇朝高官、文豪富商能够拥有，百姓只是听闻甚至难得一见。可见洮砚老坑发墨不弱于端砚老坑（即下岩），但采集难度更大、石料稀有、更难获取。

郭培元《论洮砚》：“世人知洮砚之妙，至有胜端歙之处。自宋以后名隐而不显者，因地处边陲，得之不易，兼无专书著录之故，非才不良也，诚为憾事”。已道出洮砚虽有胜端、歙，但自宋之后老坑石逐渐绝迹，得之不易。

升值空间

1、 稀少。

老坑石形成于古生代的泥盆系，大约为四亿万年至三亿五千万年前，比玉的形成要多几亿年。属泥盆系中水成岩变质的细泥板页岩石，矿带运动复杂，很难形成岩石层，储量极少。

矿藏量经千年开采，几近枯竭，加之开凿之地崇山峻岭、悬崖大壑、气候多变，采集难度极大，比端砚、歙砚更为难得。

赵希鹄《洞天清禄集》： “除端、歙二石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

2、 随着文化回归，砚作为文房四宝之首，使用、送礼、收藏的需求都在扩大，洮砚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市场也在逐渐扩大。

3、 市场供应紧缺。

市场上98%以上都不是老坑石，多以假乱真，使得很多喜欢洮砚的人误解，收藏数百方作品而无一方老坑洮砚的人也是有的。

随着洮砚老坑石的开采越发艰难，石料越来越少，今后一方真正的老坑洮砚更会一砚难求。

使用对比

以下做分析的前提条件是：

1、均为老坑石料。

2、以评鉴砚台下墨发墨。

3、以下硬度均以摩氏为单位。

砚台的实用功能是磨墨，其中下墨、发墨是衡量砚材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简单说，下墨，是通过研磨，墨从墨块到水中“砚台上”的速度。发墨，是指墨中的碳分子和水分子融合的速度、细腻程度。发墨好的墨如油，在砚中生光发艳，随笔旋转流畅，所以画画的用砚比书法的用砚要求更高。下墨讲求快慢，发墨讲求粗细，但往往下墨快的发墨粗，发墨好的下墨慢。所以，下墨发墨均佳的砚极其珍贵。

发展历史

洮砚历史悠久，在宋初就闻名于世，历代作为贡品而显赫于当时宫庭或权贵之书房中。金朝诗人元好问就曾有诗曰：“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继之宋时大书法家黄山谷又对洮硕有“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泽笔锋利如锥”的评价，益发验证了洮砚的优异，苏轼的《洮砚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的题记，更加赞誉洮砚的肤理缜润，色泽雅丽；元明的以后的赞誉更是连声不辍，而且日本昭科14年出版的《书苑》封面上就连刊有“宋洮河绿石大砚”的原物照片，又说明洮砚在国外的影响之深，至今仍在我国、日本、东南亚及世界各国作为珍品使用或馈赠。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巨型砚

《九九归一》由甘肃省政府赠予香港特区政府。

洮砚石料矿的开采历史将近千年，矿区的所有权在历史上屡易其主。唐代成名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论砚》记道：“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端、歙、临洮。”这是对洮砚最早的记载。唐代石制名砚的发展迎来了成熟期，端砚、歙砚、洮砚与澄泥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也开源于此时，使得大唐成为石质制砚开始一统天下的标志性时代，洮砚、端砚、歙砚逐渐取代各类材质的名砚，至今不可撼动。

宋代盛名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一0七一年〕王昭于征战中在洮河边，被宋神宗任以秦风路经略使司，收复河陇，筑古渭堡为通远军。王昭于应朝中恩旨，选用当地特产洮砚作为皇宫贡品，并赠予各大文豪，立即被苏轼、黄庭坚、陆游、张耒一般文士所赏识，倍受宠爱。洮砚身价一哄而起，珍贵无比。

苏轼作词《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岁丙寅，斗南北。归予者，黄鲁直。”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有诗云：“久闻岷石(或作岷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

陆游《剑南诗稿》中有诗句云：“玉屑名笺来濯锦，风漪奇石出临洮。”

张耒《以黄鲁直惠洮河绿石，作米壶砚诗》：“洮河之石利剑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虎地困沙砾，一日见宝来中州。黄子文章妙天下，独驾八马森幢旒。平生笔墨万金值，奇谋利翰盈箧收。谁持此砚参几案，风澜近乎寒生秋。抱持投我弃不惜，副以请诗帛加璧。明窗试墨吐秀润，端溪歙州无此色!”

元代断续

金大定十四年起(南宋淳熙二二年、西夏乾硝五年、公元1175年)，洮州地盘分别为金、西夏及洮州番部十八族所有。部落间轮番作战，早复晚失。老噢什地区(今洮砚)名义上同时受赵土司(当时已降金)、金熙河路、西夏国河湟诸路管辖，但因地处偏隅，谁也不管。洮砚矿区的真正主宰、所有者仍是当地部落的小首领。此阶段战事纷沓，交易经营渠道又梗塞不通，洮砚石料矿的开采、制砚业几乎陷于中断、停顿的状态。金朝诗人元好问诗曰：“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雷渊《洮石砚诗》曰：缇囊深复有沧州，文石春融翠欲流。退笔成邱竟何益，乘时直欲利吴钩。冯延登作诗《洮石砚》：鹦鹉洲前抱石归，琢来犹自带清辉。芸窗尽日无人到，坐看元云吐翠微。可见当时虽行业断续不整，但文人藏家对洮砚的追捧、渴望更加迫切。

明清盛况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78年)，洮州资堡部落首领昝南秀节投诚内附，总兵李文忠申报朝庭，赐昝南秀节洮州千户所世袭百户。于原番部十八族中实授百户辖民统之，老噢什附近居民中也有部分属民，洮砚石料矿也即为其开采、制造贡品而效力了。明正德初年，土司旺秀调京晋见，被赐姓杨名洪，自此称卓尼土司为杨土司、亦称卓尼所有辖区的所有百姓为杨家百姓、洮砚石料自此即为“杨家洮砚”了。

历代杨土司深知洮砚的珍贵，对矿区开始严加管理，规定：凡采石者必须以土司衙门的尕书(相当于今之介绍信)为执照，知会驻纳儿村的老噢什旗总管，再由总管通知达窝村的采石工去采石。绝不允许其它人无照采石。达窝村民除担负采石任务外，同时负有监视、保护石窟的职责，经常派出专人守护，“但闻窃石之声，即纠合村民，前往制止，丝毫不予通融”。

为了加强对矿区的管理和保护，防止当地村民和外来人等的非法采石，土司和当地的头目除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外，还通过寺院等宗教机构，传播封建迷信思想来束缚人们。他们在洞窟门边的石岩上凿一块极大的喇嘛爷神碑。购石者必须在采石前向“喇嘛爷”献上一只绵羊，并在碑前祈祷祭祀后，才能进洞采石。否则，据说不仅采不出好石，而且还要遭到不幸，当地还要遭受冰雹之灾。对这些迷信观念，谁也不敢贸然去作试验，民们深信不疑，不仅自身不敢丝毫触犯，并且严格制外人，不得擅自行事，有违神明。土司的这一措施，适应当时、当地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虽带有一定的欺骗色彩，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管理方式。在此阶段内，洮砚石料的滥采乱掘现象得到了控制。

石料得到规范管理的同时，洮砚制作、贸易也迎来空前盛况，洮州、卓尼、岷州(今岷县)、狄道(今临洮)、巩昌(今陇西)、河州(今临夏)、兰州分布着繁多的雕刻工人和贸易往来。

民国衰落

民国后期，朝政腐败，横征暴敛，更加战事不断，烽烟四起。土司为了八面应付，谁也不敢得罪，只有加重对其属民的盘剥和榨取。作为贡物的洮砚，年贡数猛增。石料需求、开采量也相应增大，对矿区的管理逐渐趋于混乱，采掘全以眼前利益为准，杀鸡取蛋，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中、下品石料得不到综合利用，全被弃掷、风化。数眼优质矿石洞窟被毁坏、坍塌而不能采石。洞窟、岩坑无长远规划，仅容单人爬出爬进，更谈不上什么安全支护设施了。整个矿带，在十数年间被凿剥得坑坑洼洼、疮痍满目。

解放后兴起

建国初期，这里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洮砚矿区随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而归农业社集体所有。石料亦由集体采取，作为集体的一项副业收入而出售经营，矿区管理又逐渐趋于稳定，混乱局面也予以扭转。一九五八年初，“引洮上山”工程动工，整天炮火连天，土石飞扬。沿工程渠线的山坡村寨多被土石掩埋，无人再顾及洮砚石料的存亡了。喇嘛崖也被当时“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势所摄服，乖乖让人腰斩了自己，就连历来让人顶礼膜拜的“喇嘛爷”神碑也被炸得不知去向。原有的采石洞窟被碎石流砂淹埋。在近乎两年半的日月里，人们一方面被当时的狂热气氛所陶醉，忘乎了洮砚；另一方而被引洮工程的炮火所阻隔，断了流通渠道。致使洮砚石料的开掘和雕琢几乎中断。

一九六零年初，引洮工程在严酷的自然灾害面前被迫半途下马。当人们从狂热中醒来后，面临的是生存的威胁和挑战。生存欲望驱使砚乡的人们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喇嘛崖畔，重新踩出了一条比以往更危险、更崎岖的小路。在半崖的流砂、滚石中，又凿出了几个仅容人身躯爬行的缝，在这些毫不惹人注目的洞穴中，重新采取出了稀世珍宝——洮砚石料。

洮砚石料采集的艰难迫使洮砚事业的发展在往后的几十年中风雨飘摇。期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热爱洮砚的雕刻师，为洮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由于喇嘛崖、水泉湾一带石材已无法人力获取，致使很多喇嘛崖、水泉湾一带之外劣质石材涌出市场，对洮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

2010年，国家正式收回洮砚劣质石材的矿产——岷县禾驮乡、西江一带，以及唯一一处洮砚顶级石材的矿产——卓尼县喇嘛崖、水泉湾一带，并通过国家招拍挂公开招拍，停止开采岷县石材、让洮砚劣质石材得到流通的遏制，并科学开采卓尼县喇嘛崖一代顶级石材。

随着华夏文明创新区落户甘肃，洮砚的精品化也随之被多次提及。

2010年，万龙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创立品牌“老坑洮砚”，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始洮砚文化产业品牌化运营。

“老坑洮砚”项目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化发展项目。洮砚和敦煌是甘肃两张最具代表的名片，由老坑洮砚品牌雕刻大师创作的“洮砚上的敦煌”系列作品敦煌菩萨砚赠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反弹琵琶砚赠与日本前首相竹下登。

产地

洮砚产地在历代曾隶属于陇西、巩昌、狄道、临洮、岷州、会川、洮州等处分别辖，又因行政建置废设无常，以致洮砚石料产地众说纷纭。 历代关于洮砚产地不同说法，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种：

产陇西之说：秦汉时砚材产地属凉州刺史部，属陇西郡所辖，后代修陇西之方志者，以此为据，断言“洮砚出陇西”。隋唐时，此地隶属于陇右道，再者明清时洮州隶属于巩昌府辖　，巩昌府治在陇西，因有是说。此谓以府治称产地，犹今之称“洮石产于甘南”者。

产陕西之说：明初至清雍正时期，洮州卫属于陕西都司统辖。明、清间修史编志者，均以陕西统称，以省级都司治地称产地，犹今之称“洮石产于甘肃”者。

产狄道(今临洮)之说：秦汉以来，洮砚产地属陇西郡临洮县（今岷县）地。唐末，此地被吐蕃占踞。宋代文人对洮砚产地的史料记载均以此为据：“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而今天的临洮县古为狄道县。 《狄道府志》里也有“洮砚产狄道”的记载，其原因一据史料古今地名混淆；二据产地附近的藏巴哇等地曾一度隶属于狄道府所辖。另一原因是建立在“产陇西”基础上的，秦汉以来的陇西郡治所曾屡设于狄道。

产河州(今临夏)之说。原因有二：一是洮砚产地曾经一度属河州镇统辖。其二是河州也是洮砚产品的贸易市场和对外交流的窗口 。

产洮州(今临潭)说：卓尼虽久为土司统治，但仍有洮州、临潭县的行政建置称之。加之历史上最初的临潭县治所在即今卓尼县境内的洮水南岸。整个明清时期，卓尼又归洮州辖属。所以，历史上洮砚的产地宣称为“洮州”。

产岷州(今岷县)之说：其原因有三：一是砚石产地石门峡口，历史上长期为岷州所辖（现今的卓尼所长期受辖于洮州；二是岷州城有许多砚工，常从产地购石，于城内刻砚，且洮砚贡品也多出自岷州工匠之手；三是岷州离产地较近，贸易流通渠道畅通，是洮砚产品、石料的三大集散地（河州、洮州、岷州）之一。同治之乱，大多洮州工匠逃到岷州城避难，久而久之，岷州便成为洮砚的生产中心。

实际产地：洮砚石材产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东北境内洮砚乡的喇嘛崖、水泉湾一带，自古便有藏王故里——洮砚之乡之说。历来因区域管辖的划分，导致说法甚多。但实际产地仅此一处，从未变更。

岷县地处洮砚乡上游，洮砚石材矿矿体延伸到岷县，颜色有些许相近，但石材品质和卓尼县喇嘛崖、水泉湾一代相去甚远，手感粗糙无光泽，严格来说并不适合做砚台，只因现代人磨墨较少，故对其石质要求不够苛刻。岷县石材储量较大，品质较差，几百元的洮砚随处可见。而喇嘛崖、水泉湾一带矿产资源历经千年的开采，已几近枯竭，加之引洮工程对坑口的淹没，人力已无法进行开采，资源的稀有也导致得一方老坑石洮砚已非易事。